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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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寺卿道：“用杨、沈事，正是要他抵死！”
徐阶笑道：“杀杨、杀沈，都是严嵩巧妙利用皇上的旨意。可是皇上英明，能承认自己不对么？你们这奏章一上，皇上必然疑心是法司借本案张扬他的过错，要发脾气。你们这几位，恐怕就有不测，反是那严公子没事，骑驴款款出都门去了！”（《明史…严嵩传》）
三法司首长这才如梦方醒，连忙请徐阁老指示。徐阶便拿出自己写的草稿，让三人看了。三人不由得叫好。当即让严府的文书誊清，三人盖了大印，封好送上去了。
徐阶的这个稿子，只字未提杨、沈冤案，重点有三个，一是说严嵩的亲信罗龙文与著名的倭寇头头汪直“交通”；二是说严嵩听信江湖术士的话，以南昌有王气，于是造起豪宅，规模不亚于皇宫；三是说他勾结“宗人”（旁系皇族），窥伺“非常”机会，聚集亡命徒，“北通胡虏，南结倭寇，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这次嘉靖感到十分震惊，令再次核实。
皇帝不愿意被蒙，也很难相信严阁老会堕落至此地步。
徐阶揣着圣旨出了长安门，叫了三法司的首长到自己家，再写奏本，曰：“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人神之愤！”（《明史纪事本末》）
密室定案书，就这样出笼了。可怜权奸严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交通”日本。
徐公的这次谋划，连同书吏在内，天地间只有五个人知道，断无任何泄露的可能。中国的政治，多出于密室，就是类似于此。严世蕃在监狱中哪里能知道其中内幕，只听说是黄光升等拟的奏疏已将杨、沈案列入，不由大喜。按照他以往对皇帝心理的揣摩，折子上去，不出十天，他就可骑驴走出城门了。
他与同案的罗龙文关在一起，两人谈得高兴，买通狱卒叫了酒来痛饮。小严此时，只是恨当日为何不取了徐阶的首级？十分怨恨父亲养虎遗患。眼下，只有等圣眷恢复，再来收拾那个老滑头几其同伙。
不想，第二天有三法司长官来提堂，徐阶也在座。甩给他看的，就是那个写有三大罪状的奏疏。严世蕃读了，面如土色，连呼冤枉，嚷道：“徐公！徐公！你定要我父子死吗？”
徐阶冷笑，将压抑了十多年的恶气，一口呼出：“哼，自作孽，不可活！”
这就是“再勘”的真实过程。再过一日，即有旨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两人听了，相觑愕然，只有抱头痛哭。不一会儿，家仆问讯赶来，叫赶快写遗书交给严嵩。小严浑身颤抖，竟不能书一字。
不多时，有监斩官到，一声大喝，命捆绑起来，押赴西市——任有多少才情，以及往日的风花雪月，都毕了！
京师民众闻听消息，无不欢天喜地，纷纷携了二锅头到西市法场去看行刑。严氏的名声太坏了。这也是徐阶敢于这样做的民意背景。
徐阶彻底斗败严氏，显然是有猫腻在内，胜之不武。但面对可能的猖狂反扑，为己和为同僚的身家性命，不如此，又能如何？恶人逼人太甚，自己同时也就走在了悬崖边上。可见，事不能做绝，才是硬道理。
史家对于徐阶这一点，多持有原谅态度。手段并不重要，目的才是一切。
圣旨中还有一条，就是将严嵩削职为民，并命江西巡抚（第一省长）和按察使（省司法局长）负责抄家。此次共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另外还有珍奇异玩价值数百万。这些财富，可够大明中央政府支用整整两年的。
嘉靖对此倒是很在乎，他对严嵩仅剩下的那一点点怜惜，到此也全都消散了。
据说，在抄家时，严嵩恳求抚按大人给他留一些药品。
大人问：“可有能治刀剑红伤的药？”
严嵩答：“有，有，多乎哉！”
大人遂正色道：“请问那东西能否治好杨继盛颈上的刀伤？”
严嵩只能无语。
天道轮回，夫何言哉！
严嵩侥幸没死，但在政治上已经等同死亡，断无复生的可能。
他的几个孙子和那些恶仆，全部被判刑、流放。严嵩孤独一人被驱逐出门，房产查封。
此后的生涯里，据说他曾经靠乞讨为生。h t t p ： // h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一年多以后，87岁的一代奸雄，在家乡墓地一间看守坟墓的草屋里，咽了气。也有人说他是寄居在一位故旧家里死去的。
在这一年的凄苦风雨里，足够他回味往日辉煌的了。他无数次想到过的，也许是——打了一辈子鸟的人，为何被鸟啄吓了眼睛？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
徐阶是个思维缜密的政治大佬，在他的囊中，揣了许多棋子。自他担任首辅以来，他就一粒一粒地在布子。而张居正，是他最中意、且又是最后的一颗棋子。他的这种眼力，使他在晚年得益不少，否则，下场不会好于严嵩太多。这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
他对张居正的栽培，处处都有心机。当年他提拔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使张在众多监生中有了威望，这是在为张居正积蓄做大事的资本。明代由监生入仕而任各级干部的，有一定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到日后，必会有用。
嘉靖四十二年，也就是严嵩罢相的第二年，徐阶又把张居正的位置挪了一挪，推荐他去参与重校《永乐大典》，同时又让他担任修撰《兴都志》的副总裁，实际主持全盘工作。总裁是老徐自己和另一位大学士袁炜。
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插，目的，为了能让张居正在嘉靖那儿有个深刻印象。
这所谓的“兴都”，就是湖广的安陆，这地方在嘉靖一朝非同小可。这里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继位，是由于武宗（正德皇帝）无后，从旁支选了一个入继大统的。当了皇上后，他忽发奇想，要把自己死了的老爹也封个皇上，在执政初年，狠狠的闹了一场“大礼议”风波。这本来就是胡来，没有任何法统依据，但他终于力压群臣如了愿。
兴献王成了皇帝了，安陆也就改了名字叫“承天”，同时还有一个尊称叫“兴都”。《兴都志》（又名《承天大志》）是嘉靖为自己的“正统”出身造舆论用的，所以每一篇稿件都要亲自过目。
张居正在编辑这部《兴都志》的时候，荣耀是荣耀，却发挥不了什么才能。写的东西，无非是马*文章。有人明知是马*文章也要随时欣赏，所以只好胡吹。比如，把兴献王比做周文王，什么“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这基本是胡说八道。又称嘉靖乃“今之尧舜”，更是令人瞠目。不错，确是尧舜。但是，是假冒伪劣。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天纵圣哲”，能来写这种玩意儿，证明他已历练得有点功夫了。在一个疯人充斥的世界里，你也得当一个疯人才显得比较正常。
那个与徐阶两人同为阁老的袁炜，是个最著名的“青词宰相”。张居正写的稿子，他要死劲删改后，才能递上去。袁炜后来病死了，张居正的稿件直接拿上去后，嘉靖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吹得还不够——鬼都不看的东西，却要耗费很多精神来写啊！
嘉靖四十三年，《吹牛大志》总算写完了，徐阶立马又挪动了张居正一下子。让他任右春坊右谕德（虚衔），实职是裕王府讲官，给皇子当老师去了。嘉靖那时未立太子，所生八子死了六个（都让太上老君给召去了）。裕王是现存仅有的两位之一，而且是长子。按照立长原则，裕王是第一皇位继承人。
徐阶的这个安排，用心良苦啊。
张居正这个人，写阿谀奉承的奏章写不好，如果爱听马*的嘉靖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把他给埋没了。那种玩意儿，也确实得脸皮够厚才写得出来。
譬如那个擅长此道的大学士袁炜，看见发生日偏食，一件本是不吉利的事，他偏要上奏祝贺，说：食仅一分，与没发生差不多，因此臣等不胜欢欣。还有，听说皇帝养的猫死了，又赶忙写悼词，说那是“化狮为龙”。——简直晕死！
唉，读书人，你为什么不羞耻！
而张居正的才学见识，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裕王府讲读，也就是给裕王讲课，“王甚贤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裕王很善待他。王府中的太监也无不和张居正友好。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讲得非常到位，裕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住张老师，以表示崇高的敬意（《文忠公行实》）。王府的侍从大太监李芳对他也极尊重，经常向他请教书中道理，谈话往往涉及到“天下事”。
这一段实践，也见出了张居正的本事——善于和没有下半身的家伙们周旋。他后来执政时，与在内廷掌实权的太监关系处理得很不错，从这里就看出了苗头。
裕王的弟弟是景王，两人都不是太子，于是关系就很微妙。嘉靖原来立过太子，但是死了，按理裕王就该晋封太子，但嘉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相信所谓“二龙不能见面”也，就长期不见裕王，不重新立太子，反而对景王很欣赏。而景王想要夺嫡的动向，在宫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严嵩当国时，倾向的是景王；而徐阶、高拱等则是拥裕一派。那时，谁也说不清楚将来的变化，干脆就赌吧！反正到时可以据理力争。看来，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身边，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所幸，嘉靖四十四年，景王也蹬腿儿了。裕王才算坐稳了皇位继承人的椅子。这个结局，注定了阿里巴巴的大门迟早要对张居正打开了。因为依例，东宫（太子府邸）的讲官，一般是要被任命为阁臣的。
徐阶对张居正前途下的这一注，就这么，赢了。
张居正进入裕王府，就跟一个非凡人物凑到一起了。这就是高拱。这也是一条人中之龙。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就是张居正的一个翻版，志趣、才干、抱负、见解，无一不同。只不过跟夏言一样，刚有余而柔不足，所以，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好运气。最终，只是一颗惊鸿一瞥的政治流星，直到晚年还为此愤愤不平。
高拱比张居正大，是正德七年生人，比张居正大一轮。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仕途经历跟张居正是一模一样的，学而优，则仕。17岁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中进士。选了庶吉士，两年后当了编修。
王世贞说他“刻苦学问，通经义，务识大指，为文不好称词藻，而深重有气力。”（《嘉靖以来首辅传》）看来，也是一个务实的人。裕王府刚一建立的时候，他就出任侍讲，一干就是九年，为岌岌可危的裕王出了不少死力。裕王待他，视为最可信的人（王深倚重之）。
当时景王也想当皇帝继承人，朝野流言四起，人心汹汹。裕王整天胆战心惊，不仅嘉靖有时侯疑心他不轨，连首辅严嵩也敢于欺负他，竟然派了小严来责问高拱和另一位讲官陈以勤：“听说你们殿下对我们家大人不大满意啊，是怎么回事？”高拱等人都竭力做了周旋。
高是性情中人，对权势熏天的严嵩也不大在乎。一次严嵩作寿，傲然出场，百官躬身迎候。高拱就笑出声来，说：这场面，叫我怎么想起了韩愈的《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言罢，全场笑倒一片，严嵩也只能是哈哈。娘的，成鸡了我！
后来他离开王府去任国子监祭酒，裕王送了他很厚的礼，且难舍难分，“哽咽不能别”。以后王府里无论大小事，裕王都要派了太监去问高老师。一次，想老师想得厉害了，就让太监送去一幅字，写着“怀贤”两字；不一会，又派人送了两个字过去，是“忠贞”二字。世态炎凉中，高拱显然当得起忠贞之士的名号。
张居正几次都和高拱凑到一起，在裕王府，在一起；在国子监，也在一起；修《永乐大典》，又在一起。他都是担任高拱的副手。对高拱，以兄长事之。
两人气味很相投。当时人评价是“谋断相资，豪杰自命”。且又“相期以相业”，也就是彼此鼓励，将来一定要入阁，好好干一番。
两人对嘉靖朝的弊政，都看得很清楚。官场废弛，边防涣散，民力疲惫，他们心中是有数的。——等老子们上手再说吧。
每读史至此，草民我不由得感慨丛生。想我们年轻时，也都有雄心大志，不说想上凌霄阁之类，心想未来做一督抚，总还是小菜一盏吧。哪里知道，命运全不由你自己把握，甭说督抚，就是“以科长、处长相期”，也大都一梦黄粱。有那少数梦成了的，也差不多快累吐血了。
几百载之下，遥想当年公瑾式的人物，凭栏处意气风发，真是徒有羡慕，徒有羡慕啊！
在相对祥和的气氛中，堪堪来到嘉靖四十五年。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