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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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辛苦的活儿,干了九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从各地找来六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文职小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因此“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过就是“宫内的小房子”罢了,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经常是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如果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表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纪检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执政20年后,渐渐喜欢上了成仙修道那一套,想长生不老,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他对首辅就挑选得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要誓死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拿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战也就出奇地精彩。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阅览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做“票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了。皇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批红”。
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落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可是另一方面,首辅也可以对下拉大旗做虎皮,对上左右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权力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割让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料不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比皇帝还大。
这时的首辅,不仅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在他面前,何人敢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阁子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在掐。居正后来的升迁,与这两人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是位大名人了,后世无人不知。作为白脸的“奸臣”,在中国民间文化里,大概除了曹操名气最大,第二个就是他了。虽然他作为阁臣,处理政务水平很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那几个。但由于贪和专权,留下了万世之名(尽管是臭名)。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江西老乡。他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12年),诗文书法水平堪称一流。但就是由于诗书读得多了,政务水平太差。他入内阁时,已是56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大臣谁也不在他的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个性甚强,经常触怒嘉靖皇帝,政坛上四起四落,但只要一回内阁,就能死死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中国人,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相当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明白:夏言只要活一天,就是他头上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想要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含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骂死,见面却无不毕恭毕敬。据说,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请夏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终究未去。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首辅夏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一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则百毒俱全了!
严嵩是个贪官,在夏言落马的空档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即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的路(辐辏其户外)。严大人只是笑纳,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以制约这个老滑头。
夏言不是榆木脑袋瓜,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当然要报复。他一回来,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的亲信尽行扫荡。严嵩仍旧是怕他,一声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寻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也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却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自知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夏言得知,欲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放条活路。敢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中国,邀宠,有时侯就是最大的政治。马*永远是下级讨上级欢心的法宝,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最拙劣的马*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给玉皇大帝的写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以祭天。以至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皇帝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猴猴让阁臣照此写一篇。一遇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夏言虽然也是此中高手,但他年事愈高,愈觉得这东西纯粹是扯淡,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人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嘉靖皇帝在醮天时,是要戴着“香叶冠”的,即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问起来,就答:“这并非法定服装,大臣如何能随便用?”而严嵩,则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小心地笼上了一张轻纱。皇帝好奇,问曰:“典出何故?”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总经理也好,哪个当总把舵子的不喜欢趋奉?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在上者的虚荣、狭隘和愚蠢,也摸透了刚直者的疏阔、执拗与不忍,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机会了。
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的地区。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老皇帝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今天都俗称“长城”了),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
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殊城周谘录…北狄》)。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蹬腿儿,为朱家天下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鸟位,名正言顺成了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的事情发生(我造反可以,别人却不可以),将军事重镇大宁都司与东胜卫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不得不在宣德年间也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防务的最后底线变成了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族部落,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找饭吃,并安下了家,渐成了气候的。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会起十余万骑,攻入大明的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三边总督”(地方军事主官)曾铣上奏,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庭添一点兵力,由他调度,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问题上建立一番万世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兵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