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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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着领袖的角色，连说话也与平常不同，一副首长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之后便讲到这次筹备会的主题：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个文学社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希望参加筹备会的同学能发扬红军长征时曾发扬过的播种机精神，在同学特别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中间进行宣传发动，让更多的同学参加到社团。吕浩明说到这里做了一个革命导师列宁惯常的讲演动作，伸出手臂身体前倾。吕浩明讲得很多，可我已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他讲完许多同学也开始发言，调子与吕基本一致，特别是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讲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三班一个同学说成立社团使其在整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作为一个组织就不是儿戏了，前车可鉴，例如几年前的那个高饶反革命集团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旦成为某某集团，问题的性质就非同一般了。吕浩明反驳说这种类比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无论高饶集团还是胡风集团都属于反革命性质，是与共产党对立的，而我们的社团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组织，两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成吕浩明的观点，尽管对高饶胡风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对我们学生自己的心情是了解的，我们确实是希望党能够通过整风变得更好，也确实希望能在这次运动中助党一臂之力，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谈了我的看法。吕浩明带头鼓了掌，并夸张地冲我微笑。这种过度的姿态使我很不舒服。接下去是讨论社团章程，章程草案是吕浩明起草的。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有关章程的条文以及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记不清楚了。之后是协商社团成员名单。今天参加筹备会的同学都是发起者，都有资格成为《绿叶》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关键是社长人选。有人提吕浩明，有人提我，还有人提庄霞。这时吕浩明很紧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那一刻我真有点可怜他了，为早一点使他安心，我说社长还是让吕浩明干吧。列举了一些理由。我说至于我，一贯自由散漫是不适合做领导者的，做个普通社员足矣。庄霞也提吕浩明干社长。我和庄霞态度明朗了，原先提我俩的人也转向吕浩明。这样与会者的意见趋于一致：吕浩明干社长。吕浩明谦让了一番便接受了。转而提议由我和庄霞干副社长。我不晓得庄霞的推辞是出于诚心还是做一种姿态，反正我的推辞是真心实意的。但结果还是我和庄霞干副社长。其余与会同学都是理事。最后社长吕浩明说力争在下周召开文学社的正式成立大会。散会时已过熄灯时间，与冯俐的相会彻底告吹。
——十日早晨在食堂见到冯俐，她说今天要去舅舅家，舅母病了，舅舅单位整风正紧，不能请假照顾舅母。我说咱们学校的整风也到了高潮，这种时候离开领导和同学会怎么看？会认为你是在逃避运动。我说出来的是这番话，没说出来的是舍不得她走。她说她不是没想到这些，但无论如何舅舅家的事她不能不管。她又说她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学校少了她一个整风会照常进行，况且到了舅舅家还可以温习功课。我了解冯俐，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孩，她认准的理儿谁也劝不动。我问能在舅舅家住多久，她说那得视舅母的身体状况定。我问是否向系里请了假，她说请了。我抱怨说你是把一切都办利索了才通知我呀。她笑了，笑得很调皮。我说我可以去看你吗？她说想去就去没人拦。我叹了口气，说小冯你现在走可是害人不浅哩，我心中的火焰……她打断说现在把火焰浇熄了好哩，省得烧出什么毛病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可心里仍不情愿，我心里渴望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洗礼，我渴望这两者都轰轰烈烈，否则便会辜负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上午中文系召开整风座谈会。气氛比上次热烈了许多。会议开始不久，学报编辑姜池把我叫到外面，让我赶紧把上次那篇稿子找出来给他，说领导认为根据目前形势已可以发表，无须修改。我有些不悦，说稿子叫我撕了，没有了。姜池知道我是说气话，赶紧向我道歉，又连说带哄地把我往宿舍楼拖。看他那副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把稿子找出来给了他。我重新回到座谈会现场。这时同学们发言更踊跃了，一个接一个，提出的问题也尖锐起来。如学校和系党组织宗派主义严重，只注重斗争不注重团结；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治校；党委对党员和群众不一视同仁，遇事有双重标准；党委整风劲头不如肃反劲头大，当年上面一提肃反下面雷厉风行，现在上面喊破嗓子下面耳朵里像堵了东西。也有的同学给班级里的某些党员提意见，认为党员在思想上高人一等，有的刚入党就换了一副面孔。也有人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在肃反中不明不白地挨整，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入党入团等。最后主持会议的范宜春书记做总结，他说今天的会议令他振奋，是整风运动在K大中文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下午？做什么已记不清。
晚上姜池又来宿舍找，未开口我就知道还是为那篇稿子。果然，他首先表示道歉，然后又说领导的意见是将文中某些句子做些修改。我十分生气，但压住火气，我问这些句子有什么不妥？姜池说他认为没什么不妥，只是领导有领导看问题的角度。经姜池这么一说，我顿时豁然开朗，说到底领导对整风还是心存戒备的。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我这么想时就决定收回那篇稿子，可又怕说收回姜池不还我稿子，就说把稿子留下来，看看能不能修改得了。果然姜池迟迟疑疑，说可否由他改动一下，我断然拒绝，说文责自负嘛。他这才把稿子给了我，千叮咛万叮嘱一定今晚把稿子改好，明早在食堂交给他。我说行。姜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气得不行。这时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样是否过于激烈？和平时一样，每每心中有了疑问便会想到冯俐和程冠生。冯俐已去舅舅家，只剩下程冠生。程冠生的宿舍在上一层楼，我上去把他叫到走廊，把稿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他听了也认为校报领导岂有此理，说不发算了，何必和他们啰嗦？我说我不想算了。他问你想咋？我说姜池在宿舍里几进几出，许多人都知道是为稿子的事，稿子如不面世，大家会以为我写了什么恶劣文章。程冠生说你还是想发表。我说不是发表是抄出来贴到校园里。程冠生显出惊讶神色，说这做法可有点惊世骇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或许是受了伙房每月公布账目的启发，流水账贴在墙上一目了然。程冠生想想说这可不是伙食流水账。我问有什么不妥？程冠生说妥不妥得看稿子内容。我就把稿子交给程冠生，程冠生走到电灯下看起来，看完后他思忖一下，说从目前形势看，应该说稿子没问题。他再重复一句：应该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么看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教室里抄出来。程冠生问要不要我帮你。我说欢迎。我俩就一块去了教室。
——十一日。开早饭前赶到食堂大门外，我和程冠生把昨晚抄在纸上的文章贴在食堂的告示牌上。那时天不大亮，再加上心情有些紧张，将纸贴倒了，发现后又揭下来重贴（后来我一直想这不应当有的差错有着某种预示性）。贴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回宿舍不值当，我和程冠生商量一下，就后退到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等。我们想观察一下同学们发现这张大字报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尽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张大字报将对全国的大鸣大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心情还是颇为激动的。在我们的等待中东方渐泛光亮，校园有了声响，不久三三两两的学生向食堂走来。我和程冠生窥望着，许是光线依然太暗的缘故，开始的几拨人没有发现大字报，径直走进食堂。我不由暗暗着急。如同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忽视一般。又过了一会了，天大亮起来，往食堂来的人已络绎不绝。终于有人发现了贴在告示牌上的文章，是个高个女生，开始也似乎没怎么留意，只是朝告示牌随意一瞥，两腿仍向前迈动，可陡然间停住了。随之，返回到告示牌前，看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招人注意，拥向食堂的学生也留步在告示牌前，看起我的文章。我像终于完成一桩大事般吐了口气。我和程冠生绕过人围走进食堂，竟没有人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天的早餐过程，横空出世的大字报是所有就餐学生议论的焦点，我感到自己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人们从四周向我投来目光，指指点点，我承认那一刻我有一种名人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既生疏又美妙，如同吗啡注射到身体中。只是这快感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便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个人就是校报编辑姜池。他走到我的桌边，压低声音对我说：周文祥你可是不鸣则罢一鸣惊人呐。他停停又说何必做这惊人之举？我看看他没吱声，他又说你会为此后悔的。本来我对姜池是略有歉意的，听他以这种腔调说话就十分地不悦。心想我这样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说姜池你不要这么和我说话，文责自负，有什么后果我承担是了，大不了倒霉。姜池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而后像赌气似的用筷子敲两下碗边，说你现在是鬼迷心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改日再和你谈。说完离去。姜池的态度让我莫名其妙，将我本来很美好的感觉完全破坏掉。后来又有几个熟悉的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姗姗来迟的是吕浩明，他走到我跟前便说周文祥你行了这遭行了。我不明就里，问你说什么？他说你行了这遭行了。我说我行了什么？他意味深长地笑笑，说你以你的创造性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脱颖而出了，我佩服你的足智多谋，其实用这种方式鸣放大家都应该想到，问题在于大家都没想到惟你想到，什么叫先驱，这就是。我听着不对味儿，反驳说吕浩明我张贴我的文章事出有因，可不是要当什么先驱的。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讲了前后过程。他听了愤愤不平，说校报真不像话，校报实际是校党委的镜子，镜子照出了党委的思想面貌。他又说周文祥我支持你的革命行动，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会和你一道签名的，以后再有什么想法及时和我通通气，咱们以绿叶文学社的名义干，这样影响会更大，效果也会更好。我说好吧。
上午系里没有集体活动。贴大字报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姜池与吕浩明对此事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倒不是患得患失，而是这一行动毕竟是太重大了，它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已不仅仅属于我本人。我想既然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那就不能不顾及校党委的态度。据说校党委已派人将文章内容抄回去了，我希望党委能明确表态。或认可或不认可，我都乐于接受。这一天是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度过，到傍晚也没见校党委或系总支的人来找。在去教学楼的路上曾遇见系总支书记范宜春，他朝我笑笑就走过去了，没有和我谈谈的意思。我想去找孟广琦，他和我同年级，平时关系尚可。他或许会透一点风信给我，起码也可以谈谈他个人的看法。可我没有找到他，中文系没有，教室里没有，宿舍里也没有。就好像从K大校园失踪了。无奈我又去找程冠生，同样也没有找到。我心里怅怅的。这时我想起冯俐，想起冯俐心中不由泛起一股甜蜜滋味儿，我知道自己十分思念她。我决计立刻去找她。我回宿舍穿上大衣，正要往外走程冠生却从天而降。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进城去找冯俐。他说别去了，跟我去食堂。我说晚饭在冯俐舅舅家吃。他说不是叫你去吃饭是那里又贴了大字报。我吃了一惊，问贴了什么大字报。他说他也没看到，是别人告诉他的，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俩一溜小跑奔到食堂门口。还不到开饭时间，告示牌前已围了许多人，边看边议论。后面的人看见我和程冠生主动闪出一条缝隙让我们靠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现象》，落款是龙天胜、严文强。我问程冠生这两人是谁。程说都是哲学系的学生。这时旁边的一个学生说不是这张，在这儿，遂向旁边的一张大字报指指。移过眼光，便看见这张大字报正贴在我的那张《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旁边，题目是：《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我的头“轰”地一响，眼光掠过密密麻麻的内容找见了下面的落款：肖宝。肖宝何许人也，是学生还是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