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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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夏日中午的午休时间，交际处大院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在一棵大槐树的阴凉儿下，支了张行军床。他正在床上，鼾声大作。

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中出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奇。书。网……整。理。提。供）。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奇*shu网收集整理，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奇Qisuu書网，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

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

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

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

于是，我偷偷地哭了，

我感受到我们居住的北方，

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

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

……

那黄土高原千万条沉默的山冈，

像千万条黄牛昂首走向东方，

咬紧牙关，背后拖着冰山和草原，

喘息着，将干裂的舌头伸向海洋。

……

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

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

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

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

———引自旧作

那静静地佇立于天宇之下的，那喧嚣于时间流程之中的，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的歌声的，是我的陕北，我的亲爱的父母之邦吗？哦，这一块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土地，这大自然神工鬼斧的产物，这隶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中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这个黄金高原。

雄心勃勃的作者，欲为二十世纪写一部编年史，于是他选择了陕北高原，选择了这荒落的山村，懒洋洋的小镇，尘土飞扬的盘陀路，以及金碧辉煌的肤施城，作为他的人物一展身手的地方。他选择了那深深沉淀于黄土颗粒中，或像“活化石”一样依然风行于现代时间流程中的种种陕北大文化现象，作为人物活动的诗意的氛围和审美背景。他带领你结识了一群人物，这些人物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细细梳理，你会发现，他们隶属于四个家世迥异的家族，即吴儿堡与最后一个匈奴联姻的杨氏家族，自宁塞川南入高原的回族后裔黑氏家族，那古老的自轩辕氏时代就在这里定居的白氏家族，以及被我们戏称的“赵半城”和“赵督学”（他们的后裔将在下一部几乎成为主要人物）———这自山西大槐树底下西跨黄河进入肤施城，又匆匆离开的赵氏家族。

当然，作者将他的主要的目光，放在了吴儿堡家族身上，或者说，放在了陕北才子杨作新身上。他怀着热忱和梦想，怀着善良的愿望和几分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你介绍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并且让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当然，这结束生命的责任不在作者本身，而只能有一种解释：因为那是事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苛刻的读者也许会这样发难，他们认为作者应该给他们甜食吃，应该让一切都像伊甸园（假如没有蛇）一样美好，假如有死亡，那死亡也应当像电影中或小说中写的那样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死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

对于这种责难，我们怎么回答呢？也许作者觉得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回答，比他自己的思考更有力：“除了作者，谁还应说神圣的真话呢？你们怕深刻探索的目光，你们自己也怕用深刻的目光去看任何东西，你们喜欢用不会思索的眼睛浮光掠影地看一切事物。①”在那场至今还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牺牲和献身，大部分当然是以豪迈的进行曲形式完成的，但是也有许多，是以这种凭简单的道理很难说清的形式完成的，他们同样修得正果，飘扬的旗帜上同样有他们殷红的一丝血迹，历史有权利、责任在他们的面前行注目礼。道理说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作者认为他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无可厚非。同样的，无独有偶，作者也可能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责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题材，应当由党史资料专家，而不是小说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新潮的小说家应当有他另外的题材。对于这种责难，作者只能说，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陕北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法抹煞的一个链条，构成了时间流程中不可跳跃的一页青史，而当作者，向那刚刚经历过的岁月回首溯望的时候，他透过雾蒙蒙的时间的尘埃，看到了英雄故事、美人传说，看到了这一方人类族群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了在命运的重轭下走向抗争、走向目标的芸芸众生，看到了大革命在这块苦难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于是他热泪涟涟，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感和崇高感，继而，他像一位行吟歌手那样，行进在高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弹奏起他的竖琴。

杨作新悲惨地死去了，在高原那拥拥挤挤的坟墓中间，又增加了这壮志未遂的一座。在辽阔的北方原野上，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的坟墓！当我们在北方原野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心中那种针刺麻醉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坟墓引起的吗？而北方黎明那魔幻般的暗蓝，早晨奇丽的霞光，也都与这些坟墓有关吗？据说人一生总要出天花，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人，躺在三尺地表之下，变成累累白骨的时候，他们的骨头也要出一次天花。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宛如一颗没有爆发的原子弹的杨作新被埋在了地下，他能够安宁吗？在陕北高原的西部边缘，横亘着一条古老的子午岭山脉，子午岭的山脉之上，有一条横穿高原，走出陕北的“天道”。这传说中的道路，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让他们在寂寞无旁的日子里，在凄清悲苦的岁月中，常常停住手中的镢头，喊住行在路途的毛驴，用片刻的工夫，眺望和遐想。但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生生灭灭，世世代代，他们更多的是把遐想和梦想，重新带进泥土，而一生一世，不能超越高原，跨出高原半步。

按照遗传学的最新解释，获得性有遗传的可能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说，在人类漫长的行程中，它获得的一切，经验、智慧、苦难、失误、成功、屈辱、思考、教养、吃过的咸盐、跨过的桥梁、晒过的太阳，等等的这一切，并没有在一个人躺进棺材的时候，完全地带走，深埋于地下，他有可能通过遗传基因，将这一切“获得”，遗传给后世。

感谢杨作新，他在变成高高山上一抔土的同时，为我们丢下了一个杨岸乡。杨岸乡在成长，在行动，吴儿堡家族那千百年来的沉淀，最后沉淀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便作为吴儿堡家族的代表，代表这个家族生存和行动在杨作新之后的年代里。

当然，眼下，他生活在保育院里，那个被人们善意地戏称为中共的“贵族学校”里，那个在后来的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和电视剧《悬崖百合》中被出色地描写过的学校里，那个与彭湃、方志敏、刘志丹、毛泽民的后裔们共寝一室的战时孤儿院里。他在成长，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的亲爱的父亲，在临死前，曾经以一位父亲的口吻，向他深情地祝福，说将来的世事是他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