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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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10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刑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内的臭味骤然扑鼻而来，使人作呕。屋内有四五个人，都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在铁栏杆外边喊：“把他们推一推，就睡在那吧。”
我把行李一放，没有怎么整理就躺下了。心情非常紧张，这是要加严了，痛苦的日子开始了。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十分难闻，说不定还要长久的闻下去。我为什么到这个屋子来呢？我坦白得不好？有没交待的被别人揭发了？我藏了武器？翻来覆去地乱想，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刚一合眼，就喊起床，什么起床？都睡在地板上。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把被子一叠，坐在屁股下面，不洗脸，也不漱口。这屋共有六个人，有几个人直看我，似乎认识，但我不认识他们。看守的战士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准说话，谁要说话，就处分谁！”
坐了半点钟的样子，门外响起饭桶的声音。我的肚子也饿了。一个战士送进来一个饭桶，高粱米饭泡在白菜汤里。六个铁碗，六双筷子。有的不是筷子，是木棍、树枝。由我们这屋的那个高个接过来，把饭桶放在地板中央。六个人围着饭桶，每人拿一个饭碗，拿一双筷子，用碗到饭桶里去舀饭，一个人一碗，我舀了多半碗。他们吃得很多，我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看守战士认识我，在铁栏杆外边问我：“你吃了多少？”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另一个同屋的犯人抢先说：“他吃了半碗。”
这屋的规矩是，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乱看，不准藏违禁物品，不准伸腿（只许盘腿而坐），不准……我心想，最好是不准活着。一切都解决了。
吃完早饭，楼下房子的门锁都打开了，一方面往外送饭桶，一方面放便。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依次到院中的露天厕所大便。外面站了许多武装战士，都是端着枪预备放的姿势。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看样子还没有上过战场，他们拿枪看守犯人，表现得特别紧张。我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很害怕：一个战士背手提轻机枪，很不熟悉地退子弹，我害怕他们任意摆弄，走了火，把我们打死。那真是冤哉枉也。
放便时，我们六个人一组，要快跑，跑到厕所蹲下就拉屎，完毕，一齐回来。路上不准左右乱看。但是我看到楼下是12个监号，南北各6个，中间，四周都是走廊，看守在走廊四周监视。每个屋子一扇门，一面是铁栏杆，铁栏杆外面是走廊。假如我从走廊经过，一咳嗽，各屋都会知道我下楼了。
楼下的制度可真严厉，可以说动辄则咎。盘腿而坐，目不斜视。这样坐下去，不残废才怪呢。这样不打不骂真够呛。
我们这屋五个人，有四个人见过我。杨光是军统局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张逸民是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李中候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小特务，刘新斋是军统局东北特技组的中尉组员，另一个是中统特务姓王。他们说：“都知道你在楼上优待，怎么又把你调普通号来了？”我摇摇头冷笑了一下。自己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对我昨天优待，今天又不优待了？共产党的事情真是捉摸不定。
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办的案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砸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脚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愕。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个日本歌子叫《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副冰冷的铁镣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地拿起来，提着，走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面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两人紧挨紧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镗鎯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瘌。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脚镣。这些作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 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