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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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火上浇油，这种局面使蒋难以收拾。再者，美国人换马的决心已定，连司徒雷登也明言相告“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须”。和美国人彻底闹翻了，以后连西北风也无处喝了。

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提醒他，在这种四面楚歌，身临万丈深壑之时，只有忍耐才可能会出现转机。而现在有可能实现这种转机的，恰恰只有李宗仁。

一个活着的李宗仁比一个死了的李宗仁对他更有利。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让李宗仁活着当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主持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和谈。至于李宗仁能否实现蒋介石让其继续活着的目的，这大概是李宗仁、蒋介石本人都无法左右的事情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其三，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现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34人（原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会议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20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

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10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

这地方要注意。”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市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即：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山5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政治邻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

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3万新兵和3万俘虏，请求全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

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方向，为时已晚。敌60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徐州集结。11月8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80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战役发起后，形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