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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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未来。所以，我才在‘正式承认满洲国’上面加上‘终应’二字。当时在场的龟井先生说，加上‘终应’二字，可以减轻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方面容易接受。”

他接着揭发广田：“三项原则被内阁会议通过，禀呈天皇陛下圣准的第三天，广田君在陆海空三军少佐以上军官，以及日本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上发表题为《论三项原则之实质意义》的长篇演说，大肆鼓吹对外扩张，大肆鼓吹全面进攻中国的条件已经俱备，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丧失这一良机，吾辈将成为历史之罪人，当你说到‘中国是亚洲的膏腴之地，明智的日本各界人士，应竭尽全力支持皇军打到中国去’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古诺尔问：“广田的演说留下有文字依据没有？”

重光说：“应该有。对了，第二天的《每日新闻》有详细的报道。”

他继续说：“天皇陛下的近臣木户幸一君告诉我，就因为广田君提出三项原则，就因为他在万人大会上的演说，天皇陛下才器重他，批准他继冈田先生出任日本首相。”

广田一扫前几次出庭那大模大样的神态，把头低了下去。他脸皮发烧，心跳得厉害，暗暗叫苦：“完了，完了！”旋即又想起自己出任首相时，木户幸一向他推荐由重光任外务相，他没有同意，而由自己兼任的事，一定是重光乘机报复他。你重光置我于死地，我广田就送你去黄泉。他要以牙还牙：

“我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重光君接着发表题为《苏联的存在是对日本的严重威胁》的长篇演说，大讲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政治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是世界上大国之一，经济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军事工业发达，军事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他说加强日本与满洲国的共同防御，首先是对付苏联，其次才是对付中国。他大讲苏联西伯利亚应成为日本的版图，在全面进攻中国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北进苏联的军事计划。重光君的演说，同样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每日新闻》同样有详细的报道。”

他说：“因此，重光君受到天皇陛下的器重。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出任首相不久，天皇陛下对我说，应该派重光君出任驻苏联大使。我对陛下说，重光君腿脚不方便，恐怕力不从心。陛下说，无妨，你给他多派两名得力的助手。第二天，我将这一消息告诉重光君，他欣喜万分，说自己拄着拐杖一小时可以步行六公里，没问题。”

他面向重光：“我没有说半句假话吗？重光君！”

“我认罪。”重光两眼像掉进沙子似的急眨了几下，“北进苏联，我停留在言论上。当然，言论就是造舆论，所以我认罪。但是，广田君却体现在行动上。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日军与苏军在张鼓峰发生的武装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是广田君和天皇陛下挑起来的。那年六月，他以外务省的名义向近卫内阁写了报告，为了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主张对苏联发动一次试探性的武装进攻。战事发生之后，广田君还兴致勃勃地与当时的陆军相坂垣征四郎君赴前线督战。坂垣君是四十六名被告之一，法庭可以提审他，我说的一点不假。那时，我出任驻英国大使，八月上旬回国述职时，是近卫首相将这一情况告诉我的。他还说，张鼓峰这一仗日军损失惨重，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可小看，近卫君的秘书牛场友彦先生在场作记录，有案可查，广田君，你必须老实交代！”

广田微低着头，感到无法抵赖，只好说：“我认罪。”

古诺尔与向哲浚、布雷布纳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这个问题追查得差不多了，就让三个被告看了两本记录，一一在上面写上“情况属实”，并签了名。

三个被告被押走之后，向哲浚兴奋他说：“很成功！请布雷布纳先生转告基南先生，让被告相互揭发，可以发现他们许多新的犯罪事实。”

下午，在同一间审讯室，让广田弘毅、永野修身、贺屋兴宣相互揭发。古诺尔他们首先追查广田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问题。

广田像雷击一样一惊，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天！这个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他交代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我向冈田首相建议，日本要想全面控制华北地区，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统管华北地区的行政机构，名为中国人掌权，实为日本人控制的政务委员会。我的建议得到冈田首相的重视和天皇陛下的圣准，并把这个政务委员会的组建任务交给我。”

他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打电话给在华北的梅津美治郎，要他以日本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何应钦谈判。日本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方面取消上述两个委员会，成立新的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二市；政务委员会为半独立性机构，日本政府可以直接与其进行接触；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由中国方面指派，副委员长由日本方面推荐。梅津要挟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是无视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存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中国政府负责。”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同意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派宋哲元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好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为副委员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感到自己有职无权，更不愿意与汉奸们同流合污，半年后就辞去了委员长职务，日本政府擅自任命王克敏为委员长，华北实际上成了完全由日本控制的第二个伪满洲国，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敞开了方便之门。

广田生怕引起永野和贺屋的揭发，说道：“这都是我的罪过，与永野、贺屋二君无关。”

向哲浚说：“广田你交代，你们与这个政务委员会进行过哪些接触，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广田沉思一会，交代说：“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我以首相名义派人去华北政务委员，要他们拿出五十万斤粮食和二千匹布匹支援蒙古自治军政府。”

向哲浚极感兴趣地问：“你派谁去执行这一任务？”

广田讷讷说不出口：“老了，记不得了。”

古诺尔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记不得？你是不愿意抱老实态度把问题说清楚！”

广田这才说：“是永野修身君，他当时是海军相。”

“是派我去的。”永野承认，“当时我向广田君提出，这种事应由外务省派人去办，他说他是首相兼外务相，不便出面，外务省次官掘田谦介因病也不能去，我只好勉为其难。我到了北平，刚把事情办妥；广田君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蒙古自治军政府所在地德化市，要德王以自治军政府首脑名义出访满洲国。后来德王去了，并与满洲国外交部签订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同盟协定》。”

“是你们把一个完整的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向哲浚很气愤，“广田你交代，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所谓蒙古自治军政府是怎样建立的？”

广田感到明哲保身不行，于是说：“这是永野修身君和贺屋兴宣君一手干的。贺屋君当时是华北开发总会总裁。”

贺屋很恼火：“是你广田君派永野君和我去干的。我们有责任，但负主要责任的是你。我们接受你的派遣，先要德王调动二万军队进攻察哈尔省东部地区，再建立蒙古政务委员会，三个月之后成立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自治军政府，用成吉思汗纪年，悬挂蓝底红黄白条旗帜为所谓国旗。这纪年，这旗帜，是你亲自制定的。这个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你发表宣言，说该政府是独立政权，脱离中国政府的领导。你还致电德王，对这个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贺。”

永野交代：“我补充交代一点，广田内阁还为建立蒙古自治军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广田君授意秘书龟井辉一郎先生起草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有了满洲国、蒙古自治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就为全面进攻中国创造了财力、物力和地域上的条件。’我在龟井先生那里见到原稿，这段话是广田君亲笔加上去的。”

古诺尔问广田：“这段话是你加上去的吗？”

广田说：“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我加上去的。”

向哲浚问：“你们还与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哪些接触？”

“记得还有一次接触。”广田交代，“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派外务省次官掘内先生去北平，要华北政务委员会侦缉中国爱国学生的反日行为，当时，北平有两千多大学生在新华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取缔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取缔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取缔汉奸政权蒙古自治军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自然是对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不利，我们非常憎恨，就派掘内先生去北平。几天后，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军的配合下，秘密逮捕爱国学生四百余人，其中有半数人被秘密处死，其余的人押往满洲国挖煤炭。”

他说：“以后就没有接触了。第二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正式占领华北地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作用就不大了。”

向哲浚顺藤摸瓜：“你们三个人对卢沟桥事变各负有什么责任？”

广田一阵昏眩，好一会才恢复了意识，只有发青的嘴唇还恐怖得微微颤动着。他想了想，进行狡辩：“交代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先生，遗憾的是他已经自杀身亡了。”

向哲浚说：“近卫畏罪自杀了，他写的手记还在。你们狡辩不了！”

三个被告变得紧张起来。广田吃惊地张开嘴，贺屋不安地搔了搔秃顶脑袋，永野惶然地搓着两只手。

向哲浚拿出近卫遗下来的五本手记之一的《第一届近卫内阁与日华战争》翻了几页，然后说：“近卫在这本手记里说，昭和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上午九点，我与外务相广田、大藏相贺屋和联合舰队总司令永野交谈全面进攻中国的事。”

他放下近卫的手记：“下面的话就不念了，看你们的态度老实不老实！”

广田一阵惊慌过去，只得老实承认：“交谈时，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全面进攻中国的条件已经俱备，只需找个借口就行了。到底找什么借口好，永野君说了他的意见。”

永野也不得不交代：“当时的北平、天津两市，已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平的东、北、西三面，都由日军和殷汝耕部控制，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驻防之下。位于平汉铁路上的卢沟桥，成了北平通往中国内地的唯一门户。我认为，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就可以孤立北平和天津。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应以卢沟桥为突破口。我只说了这些话。至于找什么借口，是贺屋君说的。”

“是，是我说的。”贺屋害怕得牙齿不停地打哆嗦，“我说日本可以于深夜在卢沟桥附近胡乱开一阵枪，就说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并抓走了日本军人，要中国军队把抓走的人交出来，中国军队自然交不出人，日军就可以与中国军交战。近卫君说，这意见不错，可供梅津和多田二位参考。”

他显得有几分沉痛：“梅津和多田君基本上按照我的意见办。七月七日晚上，他们指使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一个大队在卢沟桥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谎说宛平县城内的中国驻军向日军连发数枪，致使日军演习部队的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进入宛平县城内搜查。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于是，日军就于当晚包围了宛平城。第二天凌晨五点，日军发动攻城战，驻防卢沟桥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奋起自卫反击，日华战争爆发了。”

他起身向三名法官一鞠躬：“我有罪！”

基南和韦伯对由被告相互揭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不仅要求各法律代表团确定有关的被告相互揭发，而且于十七日下午，把负责起草东条英机起诉书的美国法律代表团团长盖萨特，负责起草坂垣征四郎起诉书的中国法官易明德，负责起草东乡茂德起诉书的印度法官梅农请来，向他们介绍古诺尔等人由被告相互揭发的情况。基南说：“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为了进一步查清楚他的犯罪事实，并追查其他人的战争责任，必须通过与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关的被告相互揭发。”

他说：“对坂垣征四郎和东乡茂德的起诉书，显得分量不足，也只能通过被告相互揭发，掌握新的罪证再重写起诉书和重新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