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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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些楼也会成为课堂上的笑料。那次音乐欣赏课上，教授正讲到9岁的莫扎特就游历了欧洲很多国家时，就听到讲台下一声长叹：“我都20了，还没有去过36楼呢！”其声调悲壮凄婉，凉彻肺腑。36楼是95级女生驻地。
据师兄说，从前的学生毕业时，满楼道的女孩子们都在打毛衣，一件又一件，至于打给谁，她们自己都说不清。而且那时候满楼里都是哭声，往往是一个人哭起来，所有的人就跟着落泪，要毕业了，要离开这些楼群了，要离开这里发生的浪漫传说了。更惊人的是，那时候的男生也照哭不误，32楼是整个中文系的驻地，毕业生们整整哭了一周，那些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北大男生这时候心都软得一塌糊涂……临走前夜，男女生们同在女生楼前对歌，一首又一首的情歌不知唱给谁听……秋天到来的时候，北大是满园的黄色的银杏树叶。那时候，满地满天的金黄色搭配着灰色的楼群是如此的美丽，宛如童话里的世界。那幅景象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深处。
告别纯真的诗会
这所大学曾经以追求真理而闻名，远离世俗和喧嚣，曾经是高傲的北大人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这个媒体越来越试图渗入大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我们的思维越来越依靠媒体的时代，她终究无法逃离被卷入其中的命运。而且由于她自身所曾经彰显出来的独特气质也注定了她的巨大社会新闻价值，因此她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准则，更加轻易地成为传媒中的焦点。北大的学生社团已经快习惯利用北大这块已经百岁的牌子为自己带来名誉利益甚至未来了。随便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那些精明的学生干部们就会找来长长的一份单子，上面写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电话和地址，然后买上足够的硬币，你就一家家的打吧，亮出北大的招牌，声明可以促进哪种文化事业，在北大你总是可以和文化产生联系的。总会有人感兴趣的，毕竟是北大啊。于是那些背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记者们来了，你对着他们侃侃而谈，一副北大青年才俊的感觉。于是，活动会很成功，因为它上报纸了，它上电视了，于是，你拉的那些赞助就都可以兑现了，于是……
这是北大最常见的活动方式，那些张贴出的海报上都会注明有哪些媒体机构会出席，这似乎也成为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了。而北大的学生们也已经快习惯被包围在媒体之中了，甚至对此有些迷恋了。
三角地常有关于招聘的广告，其中电视机构的招聘最具诱惑力，那长长的队伍里满是那些长得漂亮又自视才气的男女。这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机会，北大人似乎更倾向于在焦点下生活。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在开放的时代、信息的时代和把人格都可以推销的时代里，你没有理由或者也不能够成为自我封闭者。但是，这里毕竟是大学，这里是一个应该拒绝盲从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表现独特的地方，这里应该是可以让你静静思考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气质上与大众性、流行性相去甚远的文化艺术，当它们被人为地和传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会有一种惊人的滑稽。
未名湖诗会是以它的先锋性闻名的。在崇尚诗歌的80年代，它在北大具有巨大的影响。进入90年代，诗歌迅速成为一种尴尬的文学题材，而未名湖诗会也逐渐成为一种圈子内人士的聚会。在那些破旧的教室内，诗人们朗诵着他们的诗，顽强地表现着他们的生命力。
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的诗会，在各大媒体纷纷爆炒北大之时，它也有了特别的新闻价值。诗会由往年的二教改到了正大国际会议中心的多功能厅，这是北大最豪华的场所。三角地特地贴出了大幅的广告，上面写了出席诗会的十几家著名的新闻机构的名字，充满了煽动性。而且这种本来应该是自发的活动竟然演变成了像演出一样的凭票入场。于是这场诗会终于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那些没有票的低年级的小男生小女生在门口拥挤着，期待着，他们焦急的神情像在等待刘德华的演出。
在室内辉煌的灯光下，闪光灯不断闪着，在人群中拥挤的是摄像机的镜头。那些根本不知诗歌为何物的记者们不断地提出要见一见组织者的要求，他们要寻找新闻。由于太热，空气飘浮着强烈的躁动，加上设施的豪华，浮华的味道充满了各个空间。
诗会里始终缺少一种参与感，台下虔诚的观众像观看《泰坦尼克号》一样专注地望着台上的诗人们。他们也没有被感动，因为那只是一种表演。整个过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海子的诗歌不适合在这里念的。”为了纪念这位诗人的诗会却距离这位诗人的气质是如此遥远。
那些朗诵的人，似乎由于要面对镜头因而会面对整个电视观众群也为自己蒙上了演员的色彩，我突然发现这些诗人其实都具有表演天赋。从前的未名湖诗会总会有些异端出现的，所以它往往应该具有某种先锋特质。那是种真正探索性的东西，因为谁也不在乎什么。面对镜头了，中国人的表演欲自然就产生了，诗人们还会产生什么异端吗，他们还怎样进行探索？那些远道而来的诗人们随便拿着他们的旧作就念上了。那些赢得满堂喝彩的诗作是那些中国人最擅长的文字游戏。用诗歌带来笑声，不断的洪亮的笑声，都快成为那些朗诵者的追求了。我觉得他们当个诗人太亏了，他们本来是该成为喜剧演员的。
站在人群中，我突然有一种恐惧，大众传媒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吗？在它的笼罩下，我们还会有深刻和个性吗？为了台下的观众，为了那些读者的阅读快感，这些本来应该棱角分明甚至不为人理解的东西竟一下子转向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游戏了。在那些包围我们的报纸和电视之中，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保持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呢，难道一切都要向媚俗过渡？在北大走到一百个年头之时，她的传统真的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吗？要知道北大在历史中从来都是充当一个不合时宜的逆流者出现的，她总是爆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她的行为总是具有某种先锋的实验性……可是，今天呢？
类似未名湖诗会的文化现象在百年之际的北大不断上演着，所有的文化节都不遗余力地在吸引媒体的注意，我在校园里不断看着镜头的晃动。所有的文化，不管你热门还是冷僻，都被镜头演变成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拒绝思想的，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消息和文化快餐，然后迅速地转化成垃圾。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一个社会必须需要一个群体的独立思考，他们摒弃外界的干扰，用人类最原始也最理想的思维方式思考，把我们向一个健康的方式牵引，所以他们必须具备一种冷静和寂寞的思维环境，北大曾经是这样一个场所。但是，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呢？
结束语
北大可说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少，想了很久也只是这么几句话，而且乱七八糟地堆到了一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没有好玩只有忧虑，北大快变成没有故事的北大了。我的学兄总是说我有某种北大情结，因为我总是希望北大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让她的传说感染每一个人，而事实上，北大越来越像一个平庸世俗的好大学，而平庸世俗的好大学是不需要传奇的，比如清华。
做个名士
大二的时候特别痴迷魏晋风度，总觉得像阮籍一样翻个青白眼，像刘伶那样整天带着锄头，到处乱喝酒，嚷嚷着死哪儿埋哪，再或者像谢安一样明明紧张得不行还装作很镇静的样子，一个劲下棋聊天，是很带劲的举动。我老觉得他们那样活着特别过瘾。大二的时候还是个希望与众不同的年纪，我老想把自己弄得和周围庸俗的环境格格不入。况且，在校园一堆平凡的面孔里，猛然冒出一个名士肯定特招女孩喜欢。
我就开始打算，该怎么成为名士。我连白眼都不会翻，更何况青眼，一喝酒就上脸，而且是个性子挺急的人，就赶紧从《世说新语》里找那些名士们还有什么特长。书上说，名士们都善于谈玄，就是胡说八道，而且要透着自己有品位有创造性，像刘伶说的“你干吗跑我裤裆里”就是经典之作。于是，我每天催着室友早早熄灯上床，灯一灭我就开始和他们切磋聊天经验，我们做各种文字游戏，力求把普通的几个字组合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几周下来，我一张嘴就是稀奇古怪的话，他们都说我特像个诗人。我讨厌诗人，因为在这个年代诗人等价于骗子。我只好换一种方式，我练习吟啸，不会吟啸不算是真名士。吟啸好像是发出的一种强烈的鼻音，我就把聊天的时间改作了这种鼻音的练习，整晚整晚像牛一样地叫，开始大家都以为我是为了练习美式英语的发音，也姑且容忍。但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宿舍里成天拴着头牛，于是我的吟啸生涯就在一伙俗人的干涉下告一段落了。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既不影响别人又可以做名士的方法，就是每天做出一副清高的样子，鼻孔向天上翘，眼睛向下扫视别人，走路不紧不慢，目中无人。我的个子本来就很高，以这样的架势在人群中一戳果然很是惹眼。但多数是一种诧异和不解的眼神：他干吗这么走路。我，名士嘛，何必管他人的不解。几天后，我的一个哥们告诉我，那天在学五食堂老远看到我，竟有王谢之风。我心中顿时大乐，王谢可是魏晋名士中最有名的两个家族啊。而且他补充说，我往那一戳，他就感到我周围的人是那么庸庸碌碌，我一听这话，赶紧拉着他的手，大叫“知音难觅，知音难觅”。
之后，我就更加信心十足地翘着鼻孔走了一个月，直到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本来一个漂亮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在路上想和我套磁，可一看我的样子就打消了念头。悔恨是最让人痛苦的，痛定思痛，之后，我就恢复正常走路了，尽管还不太习惯。
最近看到魏晋人写的文章和诗歌，顿觉才气四溢，我才明白名士风度后是过人的才华，因为深厚的底蕴，他们表面的毛病才可能成为风度。我一下子就自惭形秽了，我开始泡图书馆了，我想当我可以写出和他们一样的好文章之后，也自然就有了风度。最近《新周刊》上说，北大是个培养魏晋风度和屠龙之技的地方。我想这风度还应该在有了屠龙的本事之后再说吧。
嘘声
这种曾经让我迷醉的声音在北大已经消失殆尽了。如果说伟大的传统往往隐藏在最微小的细节内的话，那么这似乎也意味着北大精神的一种消亡，尽管这种精神有着正负两面。
两片嘴唇，分开小小的缝隙，当空气依照空气动力学与声学原理转化成一种奇怪的声波时，它并不怎么激动人心，最多只是唤起了你儿时的某种回忆，或者是一种口唇期的状态——空气与嘴唇的轻微摩擦给你带来了某种浅显的快感。但是，当你置身于人群之中，并且惊喜地发现他们都与你一样操持这种动作，而那轻微的声音此时转化成一种巨大的几乎震慑人心的声响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卷入这种快乐之中。欢畅的空气痛快地滑出口腔，更重要的是周围那些和你一样年轻的面孔，那种无法抑制的青春期的力量，那些欢笑的眼睛，这构成了一个多么奇特的镜头。它蕴涵的是一种青春的挥霍，或许还有暴民式的放肆，它让人无所顾忌地快乐。
这种声音让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希望的北大精神。对于90年代中期入学的我来说，北大精神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灰尘之中，它停留在80年前的蔡元培时代，它是张中行笔下的红楼点滴，它意味着一种藐视常规的自由，意味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但这与我无关。后来我听到了嘘声。那是在一间宽阔的教室内，一位乏味的权威正在表达他的无聊看法。在经过最初的忍耐后，开始出现了零星的嘘声，它打破了讲台上的专制，在面对这种微弱而充满喜剧性的声响时，权威的声音即使借助麦克风也依旧显得无力。接着，嘘声的音量开始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听众加入其中。台上的权威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灰溜溜地下了台。在嘘声之中败下阵来的人颇有一些，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嘘声的强弱成了检验讲演者水准的尺度。那些沽名钓誉者说，北大的学生太自以为是了。相比于嘘声的尖锐，这种无聊的抗议是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
嘘声成了捍卫我们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