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街安魂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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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女人要弗兰迪用什么作为交换？”
霍利亨想了想：“也许他是她们的生活中惟一不每天打她们的男人。也许他要做的只是给她们买瓶汽水，然后听她们说说话。”
海克特有意停顿了一下。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富有经验的采访者了，能够注意摄像机后的吉多的提示。“你有没有回到那群家伙中去，问他们是否有人听过谁想要杀弗兰迪？”
霍利亨点点头，他红色的脸膛也忧郁起来：“一个叫蒂娜的小女孩说起了我曾经提到过的休格·贝尔，她告诉我们贝尔的汽车被使用过——很明显，贝尔开的别克牌汽车正符合目击证人描述的样子，他还吹嘘用自己的9毫米手枪杀死了弗兰迪。贝尔是这个案子惟一真正被抓的人。据我回忆，当时测谎仪显示他在说谎，那时候关于弗兰迪的死外面已经流传着各种说法，而贝尔的供词只不过又添了一种新说法，没有确凿的证据。结果他还是逃了。”
我按下了停止键。确切地说，从休格·贝尔这儿已得不到任何东西。弗兰迪被杀三个月后，贝尔死在一场与黑帮的火并之中。我名单上的黑帮成员有一大半已经死了，大部分人死于暴力，而且都没有活过25岁。
弗兰迪之死看起来不是帮派成员所为。它干得太有计划性了。即使在1974年，洛杉矶帮派成员的“道德标准”还是枪杀。用手铐、绑架、偷走他的车又销毁指纹不是他们的手段。他们都不想靠杀死一个警察来获得声誉；他们对声誉也没什么特别的追求。总之一句话，他们没有干这件事。
另一群要问的人是那些小毒品贩子。七十七街的侦探通过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知道，一个关在旧县城监狱里的家伙说他安排他的一个同伴杀了弗兰迪。由于他在监禁之中，所以他有借口逃离追踪。他告诉告密者，弗兰迪曾经逮捕过他几次，他痛恨这种折磨。弗兰迪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让他在他的顾客面前看起来像个傻子。他说他那个同伴用一个女孩作圈套，骗他说她的朋友在八十九街的巷道里需要帮助。
他们说弗兰迪上钩了，因为这个女孩很漂亮。她坐进了弗兰迪的汽车，带他到了那条小巷。在那里，他被人抓住，手被铐住，被逼着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不停地喊着“饶命”。他被枪杀，抛尸街头。杀他的那把枪被抛入了下水道。
弗兰迪决不会在地上爬，也决不会把他的衣服弄皱——我清楚地知道。
如果这条街上有人知道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它们也隐藏在十足的捏造、谎言和错误的承认之中。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只好用蒙太奇手法把一些图像连接起来：他在地上爬行；他的腹股沟被打；他的脑袋被打；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趴下；他的短裤被脱到了膝盖；他被阉割了；他全身着了火；他穿着制服；他被抢劫了；他被人用他自己的枪杀死了。
我走到楼上，换上上班穿的衣服。麦克还在那儿昏睡。他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地仰躺在床的中央，手臂伸出了床外，两条腿随意地舒展着。他早上勃起的阳具像一根竖着的棒子，打的鼾像闪雷一样响。
在浴室的镜子上——这个他一定能注意到的地方，我把电话留言放下了——奥尔加打过来的电话——用信纸写的。做完这些后，我回到了床边，把一块乳白色的毛巾盖在他的阳具上。他一动不动。
在去电视台之前，我先开车去了城市的南部。我想知道萨尔·伊波里托究竟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萨尔同意我们在他的俱乐部拍摄，然后他又想反悔，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占用他的地方。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高兴的，他可以把钱留下，而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但是我收到一封他的律师写来的急件，要求我们就他失去公开亮相的机会而给以高额赔偿。因为我们将不会把大名鼎鼎的“热舞”俱乐部在影片中播出。这种卑鄙的手段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在开始营业之前我到了热舞俱乐部。萨尔曾经告诉过我们，他总是很早就到这儿打点食物和饮料，为全天的开张做准备工作。
我穿过厨房入口走进去的时候，萨尔正在拖地板。他头也没抬地说：“我马上就完。”
“我可以等一会儿。”我说。听到我的声音，他差点儿把拖把扔掉。他向上瞧了一眼，把香烟往嘴角边塞进去一点，然后又全神贯注地拖起地板来。他的拖把在地上划着很大的弧线，向我这边划来，或者是向我身后开着的大门划来。他就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厚实的肩膀上的肌肉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中。
“你想干什么？”他问道，语气中充满挑战。
“我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些什么，萨尔。这封你的律师的信值得我认真对待。不管怎么样，他是谁，是你的姐夫吗？”
“不是。”那根丑陋的香烟一动，变成了一个微笑。他把拖把放入桶里冲洗，然后又拿起来放回地板上，“那个律师是我侄子。”
“他告诉你什么啦？电视台是有很多很多钱，他准备从那儿给你挣点钱回来吗？”
“这值得争一争。”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脸红，“我正等着F·李·贝利来找我，而不是你。”
“不管怎样，我来了，司法部门会为你开的这个玩笑而笑掉大牙的。”
“娱乐是我的事业。”
“希望你的侄子把账单给你的时候，你也一样高兴。”
听到这儿，他不笑了。他把拖把挤压干了，然后把它挂在后面的墙上；他又把木桶从后门拎出去，把脏兮兮的水泼在了地上。
我跟着他出了门，用手遮着眼睛以抵挡外面的光亮，因为厨房里很暗。
萨尔在围裙上擦干了双手，眼睛盯着我的胸部：“你一路跑到这儿来是想告诉我什么？”
“只是想确定一下你的感情有没有受到伤害，萨尔。也许你曾经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明星了，但现在梦想破灭了。”
“嗯，嗯。”他把桶倒放在门边，“你的伶牙俐齿会让你陷入困境的，甜心。我还有事情要做，你还想说些什么？”
“我想谈谈米雪。”
“有什么可说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怎么现在才发生。米雪是个典型的永不满足的人。她总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她跳舞出身，然后，她认为自己应该拥有一个俱乐部，她想提供应召女郎服务。与几个大官勾搭上后，她看上了哥伦比亚的一块地方。她自己的生计都还成问题，但她却梦想着有一天她能经营那个该死的农场。像这样的人，我还是远远地避开为好。”
“为什么呢？”
“做事要有原则。”他坐在倒放的木桶上，“米雪所做的那些事情，看起来没有遵守这些原则。”
“你正在谈论那些由皮条客、毒品贩子和与暴徒相连的俱乐部老板定出来的原则吗？”
他用一个手指指着我：“不要对我说暴徒这两个字。我与暴徒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不是每个移居美国的南欧人都与暴徒有关。”
“同样，并不是每个开俱乐部的人都像你一样。米雪对我说过想开一个俱乐部。在这方面她有什么进展吗？”
“毫无进展。她与那个警察鬼混——他把钱拍出来，她就到前台来迎接他。这就是他们的交易。但是他们什么进展也没有。他是一个一级酒鬼，但是他最大的毛病是赌博。赌博比酗酒更让人上瘾，让人沉溺而不能自拔——我绝不会用任何东西来赌博。他们两个把自己挣来的钱放在一块，但是他不能把他的钱保存良久，拿它去做笔生意。”
“你说的是伯瑞·洛治威吗？”我问道。
“是的，洛治威。我听说他又出现了。你想与人谈论暴徒吗？找洛治威去吧。我听说他从拉斯维加斯借了一大笔钱想买下飞机场旁边的一块地，但因为好莱坞公园扩建而白费心血。”
“什么时候？”
他费劲地站起来，耸耸肩：“我不知道具体日期。洛治威进过监狱。这应该发生在他进去之前，你去问他吧。”
“我会的。”
他把木桶推向墙边：“看，我得对你说再见了。我有活要干。”
“谢谢你和我谈话。”
“我知道你这趟没有白来。”他把烟蒂从嘴里拿出来，一下子弹到排水沟里，“只是别告诉我的侄子我说了这些事。”
“没问题。”我说。我甚至有点儿喜欢这个家伙了。“还有一个问题，在她与洛治威合作之后，米雪还在你这儿上班吗？”
“是的。”他看起来像吃了点什么苦东西那般难受。“当拉斯维加斯的那帮家伙冲进我的俱乐部，找她讨第一笔钱时，我都傻了。我可不想暴徒出现在我周围，这对做生意有影响。”
这也许就是萨尔的聪明之处吧。
我一走进电视台的办公室，妈妈的电话就来了。听起来，她比以前感觉好多了。
“艾米莉这下子终于赢得了一次‘可爱的’游行，玛戈。”妈妈是惟一这么叫我的人。“生命权利组织的成员已经向新闻界抗议，现在正在外面请愿呢。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们哪怕是一点点的关注。另外一些人把这次游行变成了一次事件。我已经决定参加进去了。我准备在公众电报线上买一个小时使用权，然后把一部分卖给那些想发信息的人。我的第一个客户将是现在站在外面的那个男人，他扛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艾米莉只是几年前出国了’。当我与他说话时，他说只想让她重返美国。”
“你和他谈话了？”
“难道你不会这么做吗？”妈妈笑了，然后问，“你星期五晚上留在这儿吗？麦克也一块来吗？”
“如果我停留，我也会与莱尔一块待在我的房子里。我必须去看看那些房客把我的房子弄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不知道麦克怎么想。”
我们说了声再见，挂断了电话。
吉多走了进来，把一支玫瑰放在我的手里，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
“怎么了？”我问。
“我爱你，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昨天夜里我对你所做的就像一个傻子。我不应该让你挂断电话。我应该再打个电话给你，或者干脆去找你。”
“不要再自我责备了。”我说，“你也有自己的一摊子事。”
“麦克好好地回家了吗？”他问。
“回家了。”
“玛吉，宝贝，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是吗？”
“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就感到了完美。”我不想与吉多谈起那些。我把玫瑰花插入我的空咖啡杯中，冲他笑了笑，“你把芬吉怎么了？我需要她。”
他露齿一笑：“你想要情况的详细述评吗？”
“不，我只想要芬吉。”
“我们睡过头了。她正在路上。”
“今天我们预定了一整天的制作间里的采访。你跟我一块去吗？”我说。
他点点头；“我听你的。”
我们下楼走向分配给我们的录音棚。这个巨大的地方被分成了三个区域：一间充满生机的屋子，假窗子外是丝绸做的花朵和一个画出来的花园；一间空落落的像警察局一样的审讯室和一堵画满符号的墙。被访问者会被安排在最适合他们的背景前边。我曾经三番五次地向兰娜要求有一个平面的蓝色背景，但没有成功。
很久以前，我从一个叫“事实真相”的记者团体里跳出来。纪录片要求你对一个专题有自己的观点，这正是它要存在的原因。但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相差还是太远。演员们解释画面，并且假装他们所表现的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讲故事的效果。
杰克来了，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然后朝我走来。
“事情怎么样了，杰克？”我问。
“太棒了。”
“太棒了？我没有从你脸上看出什么，你也没有问过什么问题。你找到了你的特写要用的东西吗？”
“噢，当然了。”
“你的特写主题是什么？”我问道。
“还没有找出来，但是我会的。通常我把它们搁那儿，然后它们就出来了。”
“你当记者有多长时间了？”
他又耸耸肩：“我写过几篇关于你姐姐和平运动的文章。”
“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说。
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奥蒂斯·弗朗，他的侄子把八十四街的屋子租给了共和军。那个“地主”不想与我打交道，但是奥蒂斯好像特别愿意。
奥蒂斯看起来在衣着上颇花费了一番心思。他甚至还打过电话来问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告诉他：“不要穿亮白色和带斜线的衣服。我建议你穿纯棉的原色衣服。”
他里面穿一件黑色的T恤，外面罩一件斜纹粗棉布工作眼，卷发上面戴了一顶棒球帽。我问奥蒂斯喜欢哪个背景，他选了那堵画满符号的墙。我们肩并肩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你遇到过那六个人吗，他们在1974年5月搬进你侄子的家？”我问他。
“噢，当然。”他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说，“他们刚搬进来的那一天我就看见过。我的侄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