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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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刚才我说人的记忆像河水，这是为了形容记忆的流失才这么说的，其实这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的大脑是台摄像机（又是放映机），将对当时进行的每分每秒的事情都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没有这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的大脑无异于一册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依靠几张照片，通过想像来完成的，想像的自由和成功与否来自于摄下照片的多少。现在我看见一张“照片”，是自己和杨丰懋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这也是我继暗道逃生之后有的第一张照片——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让我去那里的，什么时候、怎么去的等等细节。
然后“照片”越来越多，所以我可以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坐了一会儿，你母亲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一副病蔫蔫的样子，见了我就像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在我怀里，呜呜地哭。她这样使我马上想到，她一定是把孩子手术了，所以我安慰她不要哭，说她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这日子不会太久等等。
你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一边哭一边诉说道，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孩子他爸牺牲了……呜呜呜……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
你想想看，当时杨丰懋就在我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我简直糊涂昏了！
这时杨丰懋上来把你母亲扶在沙发上安慰一番后，转身对我这样说道：“我已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地下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就是今后的老A。我任命你为代老A，这是委任书（给我一本证书），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力。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系，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在当时似乎又必须这样，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电台，你母亲要没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不可能，也不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那些混蛋怎敢去纠缠大名鼎鼎的杨太太呢？
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
杨丰懋告诉我：就是老A，那个真老A！
“你是知道的，”他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要求她不要这孩子，但现在孩子父亲老A已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老A就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鸽子希望组织上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老A惟一的孩子。我作为她哥无权做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代老A权力作出决定，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啊，这对我来说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啊，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A，我仰慕已久的老A（也是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始终也不知哪一位是真正的老A。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戴着眼镜。可那天会上有3位同志戴着眼镜。我希望你母亲多给我一些特征，她说她也说不准，因为你父亲当过演员，擅长化妆，而且经常化妆，你母亲也不知那天他会化妆成啥样。而且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父亲老A，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在意谁是谁，谁和谁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一直想，那位预先在洗澡堂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从他裤裆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父亲老A。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没在意他长啥样，只模模糊糊觉得好像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呢裤子——因为我从他裤裆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这说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机会，而我却只记住了他穿的一条裤子的颜色和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遗憾。
据你母亲说，她和你父亲是在一艘开赴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我记不大清楚了。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三十来岁，你母亲刚二十岁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懋有着亲密的往来，这无疑为你母亲再见到他提供了上好条件。我想，你舅舅杨丰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们后来是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什么时候产生的爱情，什么时候结的婚，这些情况我都不知晓。我猜想，在你母亲来南京前他们可能就结婚了，你母亲所以到南京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同丈夫并肩战斗吧。据我所知，你母亲以前在国民党上海宪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们这儿来也正是宪兵司令杨家虎举荐的。
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7名或者8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10
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我们每个人都时不时在做错事，做错事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做错事（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就变成了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性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的生命。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我说过，1948年的3、4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春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期间的一天，保密局全体人员在二楼小礼堂里开我的上司吕展的追悼会（这老东西早该死！），中途我去上厕所，不一会儿就听到你母亲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事要通知我。我故意在厕所里磨蹭着，等你母亲入厕有一定时间后才放水冲厕，通告你母亲：我要出来了。果然，我刚到洗手间，你母亲跟着也出来，和我并排站在那儿洗手，同时往我口袋里塞了张纸条，告诉我说，郑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气，要她尽快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你看，你还没出生就开始给我们找麻烦了。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理他。这样一来你母亲无疑要冒犯郑了。
其实，经过不长时间的明争暗斗，郑在保密局的势力基本已名存实亡，尽管他抓住毛人凤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蒋派毕竟势单力薄，郑纵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难不倒毛，斗不过毛。根据这情况，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郑私设电台，让你母亲偷听“蒋毛专线”之事向毛告发。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你舅舅和母亲的一致赞同，于是由你舅舅出面，把毛人凤请到饭桌上，用郑介民和秦时光作下酒菜，喝得毛暴跳如雷。告郑的同时又告秦时光（诬告他被郑重金收买），这是你母亲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样不但把秦时光这条狗除掉了，同时又可能日后让你母亲接替秦时光的角色，无疑使我的想法变得更加高明。这一招很灵验，不出半月，郑被调离保密局，“荣升”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个虚职，郑此次“荣升”实为明升暗降。郑走后不久，毛在保密局内部大肆清算郑，可悲的秦时光稀里糊涂成了郑的走狗，被派去北平开展特务工作，一下火车就被我们的同志除杀。这便是一条狗应有的下场。
秦时光走后，毛果然调你母亲干起了秦留下的活儿。毛对自己与蒋秘密联络的事显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而你母亲已知道，而且对他又那么“忠诚”，所以你母亲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当你母亲像只蝴蝶一般从我身边掠过，踅入秦曾经出入的密室时，我心里发出了欢喜的狂笑和嘲笑，我想总有一天，毛会为他这天大的失算扇自己耳光，这无疑比我们直接扇他耳光还叫人开心。由于有了这开心的想像，那天上午的一切，包括被毛的一顿臭骂，和在楼梯上不慎闪伤脚，竟然都变成了我的快乐。
这是5月间的事。6月份，我被正式提拔为处长。我相信，这一定跟你母亲有关。事实上，毛在任何处室都安插了眼线，以前我这里的眼线是秦时光，现在变成了你母亲，这就注定我有荣升的“前程”。
7、8、9三个月，我一直在重庆。当时南京政府“弹劾”蒋的人很多，按蒋的旨意，毛人凤亲手将保密局部分机构悄悄转移至重庆，我在重庆主要负责接应工作。
10月9日，毛为褒奖我在重庆工作“得力”，派专机将我从重庆接回南京过国庆节（10月10日）。这天晚上，在保密局国庆招待会上，我居然没看见你母亲，使我一下心虚万分。直到第二天晚上，当我在你舅舅招待保密局处以上人员的宴会上见到你母亲时，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昨晚看不到她，正是因为你的缘故。当时你已有八个多月，“大腹便便”的她显然不适合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以为这样她肯定是上不成班了，结果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座下，你母亲笨重的身体像企鹅一样挺过我身边，我心里顿时感动得想哭。我想要不是为了革命，大家闺秀的你母亲这时也许早在某个花园里被孩子父亲及一大堆佣人众星捧月地呵护着，期盼着，悠闲和幸福像空气一样包围着她，使她一辈子都对这段时光充满甜蜜回忆。然而，现在她甚至看不到一张真正的笑脸，她自己的笑脸因为孩子父亲的不幸也很难看见了。革命有时就是这样，并不比坐牢或者比坐牢还要难受的折磨好受一点，尤其是搞地下革命的。我并不是怀疑或者否认自己的一生，但如果一个人还有来世的话，我想我一定会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要重操旧业，这是世上最残酷、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这个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往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11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又一件好事！这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我钻在办公室里，表面上气呼呼走着，骂手下人，甚至还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心里头却高兴得直想哈哈大笑。我有种预感，毛一定会派我去处理这事，这样的话我们11名同志必将安然无恙离开鬼城丰都（他们暂时还未离开丰都），因为我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就在码头警务连弹药库里的11只墨绿色炮弹箱内，我将在派出所有人四处搜索的同时安排船只，将同志们划过江去。
果然，被我踢翻的热水瓶渣子还未清理净，我桌上的电话便响了，我抓起电话（故意对着话筒骂人），听到毛气冲冲的声音，要我马上乘他专机去重庆。就这样，我去了丰都，把同志们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