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激情燃烧岁月-第2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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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钓大鱼。
李思明可没姜太公那么悠闲，他是处心积虑。
1988年是我国半导体大发展的一年，不过在李思明看来这个大发展需要打个问号。这一年国营871厂绍兴分厂，改名为华越微电子有限公司。9月，上无十四厂在技术引进项目，建了新厂房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外合资公司——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在上海元件五厂、上无七厂和上无十九厂联合搞技术引进项目的基础上，组建成中外合资公司——上海飞利浦半导体公司。这些引进的技术都是在国外已经是落后的4英寸集成电路生产技术，主要生产专用型集成电路，在国内还是第一，当然微星公司除外。
所以，有深圳的媒体刊登文章，嘲笑这些公司花了巨资引进垃圾，引起轩然大波和一连串的口水战。其实，这些公司早在微星公司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列入了发展计划，而且有的只是签了协议。深圳媒体这么说，有些暴发户的心态，以为引进先进半导体技术很容易。微星公司虽然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6英寸的技术，但是微星半导体此前一直比较低调，产品也很少流入外部，所生产的电路要么是自用，要么供应的是军工单位，在国内的影响力还不太大。不过这也为微星半导体做了一次广告。
不过最高兴的莫过于四川峨嵋半导体材料厂的厂长了，该厂是国内最早拥有多晶硅生产技术的企业，它拥有一个半导体材料研究所，采用国外用得最多的传统西门子法，但是跟国内其它厂一样，并没有解决核心的技术问题。所以，环境污染严重，耗能大，成本高，产能也上不去，绝大部分企业亏损而相继停产和转产，到了90年代只有四家工厂，峨嵋厂就是其中之一，全国总产量也才几十吨。但即使如此，国内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在80年代仍是明星级的企业，一度十分辉煌。
半导体材料属于战略性的物资，国外一直垄断着，是半导体行业的粮食，国内目前蓬勃发展的半导体行业主要还是依赖进口。如果考虑到未来电脑、手机、VCD、MP3等芯片需求量，国内半导体级硅材料缺口将会达到8成以上，成了“世界工厂”的中国很尴尬，产出出口国外（外资企业占主要），硅材料却也要依赖国外。而到了下个世纪初，又由于太阳能产业的大力发展，多晶硅在全世界的处于紧缺状态，国内很多企业即使以每公斤100美元的价格也拿不到货，本来给外国人打工收入已经够低了，却还要承受着原材料成本的上涨。
峨嵋厂的厂长有些高兴过头了，因为微星公司并没有完全掌握核心技术。
从技术工艺的角度讲，多晶硅生产是综合化学、化工、冶金、半导体、机械、电气和自动化等多学科的大系统工程，必须具备各方面专业人才，需要一个实践经验丰富的团队，这是多晶硅区别其它工程项目的最大特点。微星公司为了攻破相关的技术，从1986年初就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历时两年半，但是很遗憾，付出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只能说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目前多晶硅生产技术主要被美国、日本、德国的少数企业所控制封锁，关键生产设备并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购得，通常需要定制设备。中国属于此类设备被禁止进口的国家，所以微星半导体当初所采购的设备是东拼西凑而成的，渡边三郎当年为此费尽了心血，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种种手段甚至不太那么光彩的手段才获得的，可以说是万国货，在稳定性、适应性、先进性和经济性上大打折扣，所以产能勉强满足自身的需要，成本很不经济。技术上受制于人，就得有被人压迫的觉悟。
微星公司采用的也是西门子法，不过是改良的西门子法，这也是国际上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方法，相对简单一些。采用西门子方法制备多晶硅，涉及大量氯气、氢气、三氯氢硅、四氯化硅、氯化氢、粉尘和酸碱，是一个易燃、易爆、有一定污染的产业，原料和副产品要考虑到回收或循环使用，必须要远离人口密集地区。这也是微星公司严格控制本身产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盲目扩大，是很危险的。李思明既不希望微星公司成了深圳的污染大户，也不希望微星公司某一天成了工业安全反面典型。
从生产环境上考虑，因为多晶硅项目能耗高、规模大、周期长，所以这个项目应选择靠近硅料产地、享有优惠电价的地区，通常需要一个发电厂来配套。而深圳正缺少这两点。
50吨的年产量和100吨的年产量所蕴含的技术不是一个概念，而要达到具备规模经济的1000吨的年产量，在技术上要提高不止一个等级。但是无论如何，微星半导体公司在硅材料制造方面已经走在了国内企业的前面。
峨嵋厂厂长在参观了微星半导体公司所属的半导体材料厂，被其中的先进的工艺和看似强大的技术力量深深地吸引了，这正是他们缺少的，因些他们希望从微星半导体引进相关技术。李思明也保证可以谈谈。
峨嵋厂看中了微星公司自主研制的纯水处理系统，徐大帅张口就是一千万，还没得商量。
该厂厂长撇了撇嘴，没说什么，他无权决定是否购买，在先进企业面前，他更无权挑三拣四。
“知识为人类所共有。”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但他一定没有想到，将近200年后的今天，知识不但成为明码标价的产权，而且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一种武器。这位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恐怕更没想到，美国会沦落成一个“无赖国家”，也如这一年6月，美以巴西没有保护美国药品专利为由，积极运用“特别301条款”对外国进行制裁，对价值3900万美元的巴西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国内法被引用到国际交往之中，就是强大国家实力做为后盾的，为了保证自己的技术优势，不要脸面了。
但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的价值和支配力，正越来越超过资本的力量。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技术，一切都只能仰人鼻息。
李思明想到此处，只得甩开烦躁的思想，扎进研究所，和那些工程师们混在一起，只要在那里他才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感到更有力量。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命地向着遥远的光明之处蹒跚前进。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第一百七十四章 给我一个支点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支起地球。”
我们当然给不了他这个巨大的支点，所以我们似乎不能靠眼见为实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只要一有机会，人人都能改天换地。重温这句话时，人们心中不禁满腔热情，自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主。
人类是会思考、有理想的动物，从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大多数人是有理想的。至少在他或她还在牙牙学语在父母的怀抱中的时候，或者端坐在课堂里，被动地被父母和老师问起时，然后或认真或违心地说要当科学家，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要么要成为国家领导人，领导十一亿中国人。
这样的会有多少可信性？成年人自然一笑了之，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可能性，虽然机率很小。李思明却从没这么问过自己的儿子，尽管妻子总是主观地单方面要求儿子“立志”当个大学教授，进行“洗脑”，他也一笑了之。
西方有谚语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李思明更愿意来世当回上帝，只是不知道在天国里，上帝抽的是不是“中华”牌卷烟？
1988年的夏天，对李思明这样的烟民来说，是个好日子。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
而此前“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但是李思明总有办法弄一些，开头是袁侯这位在上海“有路子”的人带一些，后来他每次都能从岳父那里弄一些。只是去了美国之后，他几乎就爱上了雪茄烟，按照曾智的话说，那是品味。如今，“中华”烟上市，让他又有了机会品尝一下国烟。
“还是‘中华’好啊！”李思明站在阳台上深吸了一口烟。
许多烟民常说，抽烟能解乏，能启迪智慧，给人以思想的灵感，人们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时，在烟雾袅绕之间，让心灵得以解放，在烟头忽明忽暗中，让思想迸发出火花。李思明也常常将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当作借口，并将两代伟人的个人嗜好当作更充分的理由。在这样的一个星辰满天的夜晚，烟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让他思考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也有人在思考。前不久有人将此地称为“中国硅谷”，“硅谷”就是“硅谷”，为何非要加个“中国”？当然后来也有人会将此地称为“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那些中国第一批创业家们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创业、生存、发达或者倒闭。
创业的热情让他们像阿基米德一样有理想，有人埋头苦干，有人锐意进取，有人只争朝夕，有人投机取巧，当然也有人以身试法，有的人还天真地具有政治家的野心。
许多中关村“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在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他们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后来人们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平常。
当那些创业者们为辛苦挣来的第一个十万第一个一百万和第一个一千万而欢心鼓舞之时，李思明已经记不清自己花出去多少美元，只有袁大帐房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笔钱的去处和公司资金压力与日俱增。那些号称要做“中国的IBM”的创业家们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在深圳特区还有一个叫微星的公司，和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脚踏实地地奋斗着，他们正做着那些中关村人所难以企及的事业——远比小打小闹，代理外国产品和卖着走私货甚至假冒伪劣要可贵得多。
李思明和他的工程师们从没说过要做中国的英特尔中国的德仪，要做就做中国的微星公司，世界的微星公司。李思明一直兢兢业业，他担心年轻的工程师们没有耐心，担心工程师们的士气低落，担心时间的流逝和心目中的竞争对手的脚步太快。
微星集团从来就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事实上过去将近三年以来，李思明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围绕着科技人员的人才激励制度、使用制度、科技创新制度，一直以来就在不断地完善，唯恐这些制度的东西阻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而在1988年10月底的时候，李思明随微星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崔必成及其团队赴京。这是微星公司首次举办的有系统的校园巡回招聘活动。在过去的三年中，崔必成在公司人才队伍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李思明在美国时赞助的那些人除外，国内部分，此君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主要还是在南方。
李思明作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可以说是近来北大最有传奇的一位人物，只不过比人们想像的还要传奇，所以崔必成极力要求他给予支持，打着他的招牌以壮声威。既然下属这么卖力，李思明当然要适当支持一下，光挂在嘴上说人才最重要，是没有用的。其实李思明的名号也只是在北大师生中众口相传，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不是很多，因为他对于北大来说，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学生知道李思明，是从电影中了解的，至于他为何要回国，正在做些什么没有多少人知道，唯一熟悉的是李思明当年编的微电子学基础教材。做教授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只李思明一家。
李思明是一个低调的人，对记者有种天生的排斥，他甚至曾经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