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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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汛的问题是，“那它什么时候爱开屏呢？”
“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孔雀羽毛最漂亮的时候，这是它的发情期。发情期的孔雀可臭美了，四处狂奔，为了寻找爱情甚至翻山越岭去开屏，向情人展现美丽。”
桃汛又奇怪了，“不是雌孔雀才开屏吗？”
“错！”劫波纠正她，“这个我懂，雄孔雀才开屏。我在鼓浪屿见过，雌孔雀跟母鸡差不多，肥嘟嘟的，难看死了。”
罗宁概括说，“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雄性比雌性好看，像鸡呀、鸳鸯呀、孔雀呀、狮子呀都这样。”
桃汛不以为然，“说句良心话，人不同，女人多耐看，男人什么呀，邋里邋遢，垃圾似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罗宁眉飞色舞，自问自答，“因为人已经进化到不需要靠羽毛了，男人靠钱来展示魅力。”
劫波插了一嘴，“还有，男人的魅力甚至可以靠自己的女人展示出来。”
罗宁向劫波投去迅速的一瞥，露出会心一笑。这一笑，笑坏了我的心境。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调情便是充诺无确切保证的情交。”无疑的，劫波在与罗宁调情。
“整天想着傍男人，不知羞耻。”
劫波接受不了我无缘无故急转直下的态度，笑意挂在脸上，抖了好几下才调换成愤懑。“我年轻，我漂亮，我为什么不能傍男人？你知道羞耻吗？你知道羞耻就不用标会，不用开赌馆了。”
我以完全陌生的目光打量劫波，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一吐为快。“还不是为了你们陶家？”
“是为了陶家吗？”劫波嘴角一弯，不屑地说，“是为了陶家的三个女儿吧。”
我一步跨过孔雀，不慎踢到它美丽的脖子，我发现，孔雀发出的哀鸣跟受伤的公鸡同样平庸。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揪住劫波的头发，死劲一按，劫波的脸就塞进喂孔雀的铜碗里了。突如其来的暴力超出了罗宁和桃汛的理解能力，等他们反应过来，劫波的脸已经在铜碗捣了好几下。罗宁扣住我的手腕一送，我退到一边。挣扎中的劫波突然失去外力，踉跄了两步，一脚踢翻了铜碗，她捡起铜碗要砸我，被桃汛拦腰抱住了。
劫波吐掉沾在口红的玉米，挥舞空荡荡的铜碗，伏在大姐的肩头哭开了，边哭边控诉我的罪恶。“这个流氓，哦哦哦，我把他侍候得太舒服了，哦哦哦，他无能，跟二姐离不了婚，怪到我头上，哦——”
罗宁聚精会神听完劫波哭诉的每一个字，还是云里雾里，在他看来，自己虽然离过婚，跟劫波谈恋爱还是绰绰有余的。且不说荣华富贵，就凭自己年轻的资本，找一个劫波这样的无业游民有什么呀？罗宁有把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交朋友，说难听点，我们能不能躲过这一劫，还得靠他罗某呢。
第七章：谋杀（6）
桃汛缴了劫波手中的铜碗，抚着她后背安慰说，“好了好了，你少讲几句，他心情不好。说句良心话，他的压力比我们大多了。”
罗宁拉起我，嘱咐姐妹俩：“吃完早饭你们在家喂孔雀，我带方哥出去散散心。”
不料，我又黑着脸掉头朝她们怒吼一句：“告诉花季，别逼我，逼急了宰了她。”
40、命案
即使在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高尔夫球场也是最养眼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绿草茵茵，乍一看还以为到了欧洲。高尔夫球场中间还有一些不知道是天然还是人工设置的障碍，比如高地、沙地、树木、灌丛、水坑、小溪等等。美中不足的是天空阴霾密布，是暴雨前的低云。尽管一张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超过八十万元，台湾老板还是乐意过来玩儿，机票、住宿、吃饭，全部费用垒在一起，还是比台湾便宜。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指标、招商引资是硬任务，所以，台商云集的高尔夫球场就是建立硬关系的达官贵人聚集地。
罗宁穿一件粉红色的耐克衫，头戴蓝色棒球帽，这一身行头是随车带的。高尔夫球是用橡胶制成的实心球，表面包一层胶皮线，涂上一层白漆。球棍长约一米，棍的末端是木制的，却包了一层铁皮。在戴手套的时候，罗宁得意地说，“你看我的手，右手黑，左手白，这是典型的高尔夫球手才有的肤色，是贵族才有的肤色。”
我只是一笑了之，没有反驳他，中国的暴发户都这样，兜里的钱一鼓就自以为是贵族。我知道，骑马、射箭和高尔夫是体育项目中的贵族运动，就是玩起来成本比较高、大多数人玩不起的、价格昂贵的运动。当然，骑马、射箭比高尔夫的历史悠久得多。高尔夫这玩意儿在古时候是苏格兰牧民在牧羊时闲得无聊的一种游戏，这些牧民用一根棍子将一颗圆石头击入野兔洞中，以此打发无聊的漫漫长日。玩出乐趣来了，他们不牧羊的时候也在草地上玩儿，慢慢地就演变成了高尔夫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在苏格兰政府和贵族眼中粗俗的运动一度受到政府的严令禁止，代表苏格兰贵族的王室还颁布了一项叫《完全停止并且取缔高尔夫球》的法令。贵族认为，这项牧民用来消遣的运动不仅粗俗，而且妨碍了苏格兰年轻人练习国术，就是射箭。实际上连主持制定法规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自己最终也嗜高尔夫球成癖，成了高尔夫球场的狂热的常客。而詹姆士五世国王及其王后，也效法詹姆士四世打起了高尔夫球。而早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之前，中国就流行过类似高尔夫球的以杆击球的游戏，公元前二、三百年时，中国有种被形象地称为“捶丸”的游戏，跟高尔夫球就十分相似。
后来，随着圈地运动的发生，草场越来越昂贵，牧民哪能玩得起高尔夫？于是，高尔夫就被有钱人独占，成为身份和金钱的象征了。不要说人造水塘和配套设施，光占用土地面积都在千亩以上。这年头，富人的高消费才能叫“休闲”，穷人沙滩上晒太阳叫“偷懒”，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顶尖成功人士才配享受高质量的休闲。但是，我从来不相信打高尔夫球的就是贵族，好比我从不相信插钢笔的就是知识分子，留长发的就是艺术家。
置身绿色草坪中，没有人怀疑罗宁已经步入富豪的行列。他指着果岭上远处一面小红旗说，“这是一个十八洞的场地，面积大概是四千五百平方米，我们脚下这个发球点离洞口的距离是五百米。比赛规则很简单，我们俩在开球区用球棍击出各自的球，然后走到球的落点处，继续击球，一直到把球击入洞内。谁用最少的次数把球击入所有球洞，谁就获得胜利。”
罗宁左手戴手套，侧着腰身，以最标准的姿势挥出一杆，白色的小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斜视的眼睛眯起来，陶醉地向远处眺望。“要打进一个五杆洞，我就要依据自己的经验来拟定计划，虽然果岭上的小洞远在五百米之外，但球道就在眼前，我是计划二杆还是三杆打上果岭，就要看自己的实力。”
第七章：谋杀（7）
我依样画葫芦，却扬起了一缕泥土。当我跑过去捡球时，被罗宁拉着了：
“打球时要全神贯注，任何响动都有可能影响击球的质量。你看我，讲话时压低嗓音。千万不要在球场上跑动，这样会引起其他球员的烦躁，还会损害草皮。要尽量轻轻地快走。”
我重新开出一杆，球似乎也停在了球道上，但我发现果岭却移到了背后，离目标南辕北辙。既然不能跑，我只能轻轻走过去。第二杆一击，球竟然滑入沙坑，我不知道沙坑里能不能击球？反正没人看我，我站在沙坑里挥了一杆，球总算上来了。再一杆，球飞得老高，却落得不是地方，进水塘了。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罗宁招手让我过去，他的球已经在小红旗边了，只见他的球杆轻轻一碰，球就徐徐进了洞。
“高尔夫是男人的交际，知道为什么吗？”罗宁自问自答，“因为高尔夫比泡妞有味，比赌博安全，比毒品健康，比网络过瘾。”罗宁还说：
“按厦门的富裕标准，十万户贫困户，百万户刚起步，千万户才算富。千万顶个逑，他没资格进来高尔夫球场就算不上有钱人，充其量是个暴发户。有资格进来，玩得不好，也算不上贵族。与许多其他运动不同，高尔夫球比赛大多是在没有裁判员监督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就要依靠每个参与者主动为其他球员着想，自觉遵守规则。不论对抗多么激烈，所有球员都应当自觉约束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礼貌和谦让。为什么叫贵族运动，明白了吗？”
跟这种人真的无话可说，高尔夫从起源到现在都与贵族无关，仅仅跟钱的多少有关。无论你罗宁的高尔夫打得多好，充其量是个职业球手，打出大满贯的结局，撑死是个著名球手。著名球手就等于贵族吗？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高尔夫球手是黑人，他们的先人出身恰恰是奴隶。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心思飘缈神情恍惚，觉得高尔夫远没有罗宁吹嘘的好玩，就像洋酒远没有罗宁吹嘘的好喝。如果这也叫休闲，那真的远不如在桃源来一壶酒娘配半斤猪头肉。我突然明白了，正是对“只有消费者才是幸福者”的判断认同，才使人们在金钱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一种深切的乏味感霸占了我的心田，疲惫、困倦、厌烦，我觉得自己像一张破网那样百孔千疮，透过它，颓废的未来清晰可见。
“我不玩富人的游戏了。”我用心对自己说。
“走吧，不玩了。”我用嘴对罗宁说。
然而，世事如棋局局新，“新”是一种神秘，“新”是因为无常。众人疯狂的游戏不是一个人说结束就结束的，它有无数的变数，每一个变数都将改变游戏的结局。
我的手机始终没关，只是调到静音，不接。回到桑拿室冲澡，我掏出手机一看，有几条新短信。翻阅浏览，都是谢军发来的。
“速与我联系，大事不好。”
我挂通谢军的手机，谢军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桃花彩选被封了，你快拿主意吧。”
假如自己被警方拘留，便丧失了任何腾挪躲闪的一线生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暴露目标。于是，我对谢军说：
“我马上回来，下午我们碰个面。注意，别被人盯上了。”
我告诉罗宁要去北京办件急事，请他马上订一张去北京的机票，越快越好。
“这么急？吃过午饭再走吧。”罗宁附在我耳边，悄声说，“中午我要请几个要害人物，订了一道鱼子酱。整个厦门就一个地方能吃上这道美味了，一般人有钱也找不到。你听说过中华鲟吗？对，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鲟鱼和人类的最直接的联系就是美味的鱼子酱，像绿豆那么大的鱼子在舌尖和牙齿间迸裂的感觉，非常美妙而又难以描述。鱼子酱比黄金还贵，你不尝尝会后悔的。”
我没有拒绝罗宁的美意，甚至没有摇头，只是歪嘴一笑，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呆笑。
罗宁驾车送我到机场，取了机票，俩人握别分手。目睹罗宁的卡迪拉克消失，我立即打的到湖滨南路的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桃源的票。
第七章：谋杀（8）
车还没进站，雨就下来了，从车窗望出去，雨帘一层密过一层。我下车后买了一把黑色雨伞，借助雨伞的遮挡，加上雨暴人稀，神不知鬼不觉就走到家。我从后门进去，反锁好，将废弃多时的嘉陵70擦拭干净，踩一踩油门，居然可以发动。换上雨靴、穿上雨衣，听听门外除了雨声没别的动静，打开大门，破旧不堪的嘉陵70老牛那样低吼一声，载着我冲了出去。
骑到停车场，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惊惧，这里太空旷了，像棺柩刚出殡的灵堂，凄清、荒凉，没有人气。一阵暴雨就能把昔日热闹非凡的场所冲刷得干干净净？是浮华如烟云吗，还是人生如梦幻？我将摩托车扶到陶氏祖祠背后的屋檐下，再转到前门，上锁的木门上果然交叉贴了两张公安局的封条。走到售票处，古朴的小木屋经不住日晒雨淋，颜料驳落的地方已经露出钢筋水泥的真面目。一抬腿，门锁就跳开了，我脱下雨衣，用手机通知谢军和老张过来碰头，并交代谢军别忘了带一盒快餐。
谢军贼头贼脑绕了售票处一圈，才收起雨伞放心进来。“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他说。
我是饥不择食，打开快餐盒就啃。张思发是坐三轮车到九曲桥头再走路进来的，一见面就抱怨“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老命”。
这时，快餐盒里已是颗粒无存，我随手一扔，走到外面用双手捧了一点雨水漱口。我甩麻袋那样咣地一声坐下，肩膀一斜，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势，等他们开口。
售票处的凳子虽然足够，但藏污纳垢得无法入座。谢军用手扫一扫就坐下了，张思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