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枪-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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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仰面打了一阵哈哈，说你小子任何时候都不肯吃亏，好吧！熊阔海问：如果遇到杨小菊的人拦阻，你打算怎么办？安德森笑得更厉害了：那我就先抓了他的手下，再抓他本人，让他们在我的班房里喝上半个月的泔水，到时候他自然会客客气气地求我把你的太太和小姐送走，甚至为此还会送给我一大笔贿赂。
他们二人握手成交，于是，熊阔海知道自己心中那些让他烦乱，让他关心，让他担忧的事情中间，至少有一件已经安全了。但这件已经安全的事情又在他心底引起了另外一种内疚的感觉——像这种“托妻寄子”的大事，他为什么不去找党组织，而是拜托给了一个殖民地腐败的警察呢？显然，他不想让上级领导发现事情的真相，发现他此前一直在说谎。
10
熊阔海试枪后回到公寓已是中午，裴小姐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睡觉，而是正要出门。她告诉他，电话中的那个人确实名叫小泉敬二，但从昨天傍晚的最后一个电话之后，那两个电话便一直没有人接听，看起来，小泉敬二已经失踪了。
方才在巴尔扎克公寓，熊阔海刚刚向老于明确表示，他一定会亲自动手杀死那个日本侵略者，请组织上放心。老于为此激动得流下泪来，说我一直在担心你的革命斗志，怕你不够坚强，不够勇敢，但我又怕自己看错了，就一直隐瞒着这个想法，没有向上级汇报，现在好了，听你这么说，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误解你，对不起。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小泉敬二失踪了。这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因为，他担心老于会认为他早便知道小泉敬二已经失踪，甚至知道这个家伙此时已经坐上了南下的火车，所以才故意向组织表决心，以示勇敢，其实却是在欺骗组织。
他与老于虽说已经相识将近一年，但共事极少，彼此并不了解，所以他认为，如果老于有这样的想法非常正常，而这件事如果汇报到上级领导那里，让领导产生同样的看法也很正常。到了那个时候，他以往在组织面前小心维护的自尊自爱都已毫无用处，作为一个革命者，胆怯与欺骗是最大的缺陷，他从此便再也无法洗清自己的名声了。
所以，他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裴小姐：你现在能回去继续监听小泉敬二的电话吗？裴小姐说，我一直都守在总机旁，因为给巴尔扎克公寓和这边打电话都找不到你，就想回来给你留个字条，这才碰到你。于是他说，让你费心了，请一定帮我找到小泉敬二。裴小姐说，我会二十四小时不下机。
裴小姐穿上外衣，走到门口，但并没有立刻出门，而是又回到他近前，低声问：如果真的杀了那个日本人，你是不是必须得逃走？他说也许会的。裴小姐紧闭双眼，咬住嘴唇，过了半晌方道：在你逃走的时候，请你记住一件事。他问是什么事？
裴小姐突然睁大眼睛，目光中满是勇敢。她说：请你千万别丢下我一个人走，否则我必定活不下去……
裴小姐回电话局去了，阁楼中只剩下熊阔海独自发呆。他深知自己理应温柔地，怜惜地，委宛地将他已有妻女的情况告诉裴小姐，并且还应该善解人意地劝导她去寻找属于她一个人的美满姻缘——简单地说，就是让她去爱别人。
在这件事情上，不论作为仁人君子，还是作为革命者，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能向裴小姐证明，他本人，他的组织，他的理想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都是襟怀坦荡，遵从道德的，对待生活都是严肃认真，有责任感的。
然而他不能，至少现在不能。既然裴小姐独特的性情能够因为这桩想象中的恋爱而开朗，也必定会因为这桩没来由的失恋而重新自闭。他深知裴小姐的心理有多么的脆弱，也深知她的身体状况有多么的糟糕，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告诉裴小姐他并不爱她，哪怕是委宛地暗示他不能爱她，那么，也就等于是在裴小姐满怀爱意的心中刺入了一根钢针，而这种失恋的痛苦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绝不会仅仅是痛断肝肠这么简单，他担心她会疯掉，是的，她必定会疯掉。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刚刚与裴小姐相识的时候，她就已经病得不轻了。
同时，他还清楚地意识到，除去这桩没来由的恋情之外，由于小泉敬二的突然失踪，领导上交给他的任务也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局面。虽然裴小姐答应二十四小时监听小泉敬二的电话，但是，他又怎么能够肯定小泉敬二必定会再次回到他的住所，甚至再次回到天津呢？如果小泉敬二当真已经坐上火车南下，如果《支研物价周报》上的消息当真是小泉敬二用来迷惑他的烟幕，他又该怎么办？他将何以自处？他对上级领导该如何解释？
天哪！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熊阔海感觉自己仿佛撞入了迷魂阵中。
面对如此困境，他最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向组织坦白一切。是的，他不单要坦白自己在这次行动中的种种私心，还要将以往的种种错误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样以来，他便可以在同志们的批评教育之下，将自己重新洗刷得干干净净，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心纯净，襟怀坦荡的革命者。
然而，他深知自己不会这样做。虽然向组织坦白可能会让他重新变成一个没有缺陷的革命者，但是，如果因此而让妻女和裴小姐受到深刻的伤害，他就又会变成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实在无法将病妻和年幼的女儿送到根据地去，即使是到延安去也不成，因为，他的妻子也许根本就走不到延安便会病死在路上，而他的女儿也会变成无助的孤儿。再有就是裴小姐的事，这是组织上难以理解也无法原谅的。他并不惧怕组织上因为此事对他的惩处，他担心的是裴小姐再次落入因孤独而接近于疯狂的精神状态。
除了向组织坦白，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立刻打电话给老于，报告小泉敬二已经南下的消息，就此放弃刺杀行动。等到日后组织上开会分析行动失败的原因，追查相关同志的责任时，他可以为自己找出许多理由“自辩”，甚至可以冒险指出这个行动命令本身的多重不合理性，以此来转移领导的注意力，使他们不会怀疑到事情的真相。毕竟所有关于小泉敬二的情报全都是他一个人向组织上提供的，同志们根本就找不到可以怀疑他的旁证。
其实他心中清楚得很，自从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他除去推脱、逃避，更多的是表现为拖延和畏缩，这与他对组织上撒谎，推卸责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不情愿的行动与主动逃避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他就此放弃了这次行动，虽然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革命者的理想，但他必须得放弃革命者的道德，成为一个“不道德的革命者”，或者像他曾经批判自己的那样，从此后他便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当然了，即使是随便想想，他也知道自己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带上妻女和裴小姐逃离此地，甚至逃到国外去。但是他知道，这条路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就如同他不能放弃理想，离开党组织一样，杨小菊和安德森也绝不会让他轻而易举地将家人带走。
这些办法都不高明，但熊阔海并没有因为在头脑中冒出这些想法而感到羞愧，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什么混账念头都可能出现在头脑之中。他从来也没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连个自私、胆怯的念头都不能动，不是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信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主义者而已。
现在他能够做的只有选择，在所有可能的办法当中，为自己找一条可行的出路。
11
熊阔海与杨小菊约定在下午3点钟见面，但他有意提前一刻钟来到马尔林斯基咖啡馆，进门后便毫不客气地告诉迎上前来的别斯土舍夫，说他不再续交明年的会费了，然后径直坐到店堂中最显贵的位置——“希望号巡洋舰”蚀刻画下，并为自己叫了一只俄国茶炊，外加果酱、小圆面包和奶油。别斯土舍夫和周围的间谍们都吃惊地望着他，想必是以为他要么是突然发了横财，要么就是破罐破摔不过了，但他此刻已经没有了往日那份小心翼翼的心情，也不在乎这些家伙会怎么想他。
虽然方才想到了许多条出路，但是他知道，他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哪怕是完成任务之后立刻就牺牲，或者完成任务之后再放弃理想选择逃跑，他都必须得把这项工作做好。他认为，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只有完成组织上的委托杀死小泉敬二，他才能保持住一个革命者的体面，如果被那个家伙逃脱了，他就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鬼，是一个玷污了理想的废物，就会真的“什么都不是”。
他今年只有30岁，还不想让妻子、女儿、裴小姐，乃至组织上的同志现在就发现他原本只是个懦夫。他清楚地知道，即使最终骗过了所有的人，让他们仍然蒙在鼓里，以为他就像以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个不错的革命者，但是他无法欺骗自己，因为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实“像个懦夫”，所以，为了避免让自己在耻辱中度过后半生，他必须得自觉自愿地“知耻而后勇”。
杨小菊来了，在熊阔海的茶炊中给自己倒了杯茶，并且加上大勺的奶油和砂糖，脸上很体贴地控制着表情，对熊阔海出人意料的奢侈没有流露出半点异色。
熊阔海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大忙，把小泉敬二给我找出来。他已经不再操心眼前这个竞争对手可能会因此而轻视他，或者洋洋自得地傲慢起来，因为，如果他不能完成任务，他会率先轻视自己。
听到这个请求，杨小菊表现得非常激动，似乎要伸出手来握他的手，但中途又羞涩地停在桌布上，口中道：在这个时候你能想到我，当真让我感动，我们两家原本就在合作，可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妨害了抗日大业。熊阔海摇头道：别说没用的，这件事虽说是我的任务，难道不也是你上司命令你干的事吗？杨小菊笑得越发地羞涩了：你说得是，这都是因为我太懒，也有点胆小，不敢亲手干，所以才麻烦您。熊阔海说你只要找出小泉敬二，我就替大家伙儿干掉他，一了百了。
不想，杨小菊却对他讲出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说，小泉敬二已经知道了你所做的一切准备，包括巴尔扎克公寓里的机关枪和那个伪军小队长，他害怕了，又不方便到租界里来抓你，这才躲到北京去，据说，等他把手里的几件事情处理完就会直接前往上海，也许坐船，也许乘飞机，不会再在天津落脚。
听到这个消息，熊阔海非常失望。如果让他在几天之内到北京去刺杀小泉敬二，他也许根本就找不到他。如果在小泉敬二前往上海的船上刺杀，他又无法得知小泉敬二的船期，况且，即使刺杀成功，他也必定是要牺牲的，因为在船上无处可逃。当然了，如果小泉敬二乘坐飞机，他就只能追到上海去了。
这时，杨小菊将话锋一转：不过，假如你真打算完成这项任务，我倒还有一个主意。熊阔海望着他没有讲话，但能清楚地感觉到病重的视网膜因为目光过于集中而有些刺痛。
杨小菊笑道：我也许有办法能把小泉敬二从北京弄回来，甚至还能逼着他不得不去参加“居留民团”的欢送会。熊阔海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他不相信杨小菊也不成了，尽管这个家伙根本就不值得信任，于是他再次对杨小菊强调：只要你把这家伙弄回来，杀人的事包在我身上……
熊阔海向杨小菊告辞，用老于给他的活动经费付了账，而且像他年轻时那样，洒脱地在侍者的银托盘里丢下了丰厚的小费。走出大门没多远，他又碰到了那个头戴红色毛线帽的报童，报童说我在这儿等您半天了，有人让我给您送报纸来。在报童送过来的一叠报纸里，中英日文都有，熊阔海给了报童5元钱，告诉他给自己买双棉鞋穿，然后便叫了辆洋车坐上，径自回公寓去了。
熊阔海并没有认为自己这种胡乱花用是在浪费革命经费，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这是在运用正确的方法，努力找回他这种特殊“革命者”的“身份”。是的，自从前几年家业衰败之后，日常生活的穷困便凝固了他的智力，同时，穷困所带来的愧疚与不体面，也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