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这一天-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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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这本《小团圆》写得很张皇。尽管作者不承认，但读者仍然能够感觉到有意无意和胡兰成对质的意思。作者的写作状态不好，“心神不属”。你能感觉到种种事端牵丝攀藤地缠绕，让整部小说的局面非常滞重黏着。除了那些八卦索引外，普通读者的阅读快感很少，经常会觉得不知所云。对比一下，反而是“无赖人”胡兰成放得下看得开的《今生今世》，显得格外神气活现。
以张爱玲的出身、经历、写作年龄（五十五岁）以及当时的清贫状况，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应该写成她自己的《红楼梦》。如果她立意开阔寄思深远，根本不去考虑故人的恩怨、市场的好恶、朋友的喜欢或不喜欢，以她那种既体贴入微又置身事外的豁达，于人于事于己直指根本的毒辣，生活趣味的奇特尖新，读者完全有理由期待一部旷世巨作。然而现在的这本《小团圆》的题旨太过模糊。连一生殷勤逢迎、温情考证，有“张爱玲最后一位男友”美誉的陈子善老师，初读之后的印象根本不是《红楼梦》，而是等而下之的影射小说《孽海花》。
张爱玲自己都觉得不好。宋以朗公布的张爱玲关于《小团圆》的几通书信，看得出她的没把握和不开心。1975年9月26日的信里说：“我小说几乎从来不改，不像论文会出纰漏。”但二十天后10月16日的信中说：“《小团圆》好几处需要补写——小说不改，显然是从前的事了——我乘着写不出，懒散了好几天，马上不头昏了。”12月21日又说：“《小团圆》还在补写，当然又是发现需要修补的地方越来越多。”一直到《小团圆》的稿件寄出，当晚她又想到“两处需要修改”。宋以朗发表张爱玲的书信摘录，主要为了证明《小团圆》是值得出版的佳作。有理由怀疑他隐匿了更多张爱玲不满意《小团圆》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的通信对象，宋淇邝文美夫妇，也不满意《小团圆》，宋淇更是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宋邝夫妇是好人，厚道人，不过他们的修改意见太过凡庸。宋淇以P。R。（公共关系）专家的身份，用七八十年代港台电影的套路，建议把邵之雍改成一个双面间谍，最后死于非命；九莉和邵的其他女朋友一起觉醒，邵之雍的爱情骗局“穿蹦”……期望这样能够取悦“不可理喻”的“读者群众”。这就如同曹雪芹把《红楼梦》的稿件寄给我，我积多年观看热门电视的经验，建议贾宝玉出家前先像《奋斗》中的佟大为一样赚个两千万再败光；王熙凤则安排卷入国美电器丑闻……凡才可以期望天才，但万万不能参与天才的创作。
宋淇夫妇的厚道在于他们生前没有违逆张爱玲的遗愿，出版张爱玲的《小团圆》。但他们的继承人宋以朗却利用对张爱玲未刊文稿的垄断权力，悍然出版张爱玲生前要求销毁的《小团圆》。根据他宣布的出版计划，未来几年里还会有大量的张爱玲未刊作品出版。张爱玲病逝十余年后，将又一次成为高产的新进作家。以《小团圆》的销售规模计算，假如以后的作品都有那样的业绩，宋以朗每年的版税收入可以高达数百万到千万港元。
但是张爱玲呢？她那么珍惜自己作家的声誉，她同意出版的作品没有一部会有太多的毛病。她出版物的高质量，在于她宁缺毋滥的态度，她可能已经集下几十万字乃至几百万字的废稿，正是这些废稿成就了她的清誉。现在，这个一生都讲究穿戴的女人，尸身被套上一层层被剪坏剪烂的布料，后来不明所以的旁观者，会以为那就是她的正装。对这样一个弱女子，下手有点太狠了吧？
为了“张学”的研究和满足“张迷”的期望，张爱玲的手稿乃至废稿不是不能出，不过不是这种出法。最恰当的方法，是委托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团，负责研究选择出版张爱玲的遗作。而且最好是出手稿影印本。现在这种出法，说不定哪一天你会读到张爱玲号召全世界“张迷”给宋以朗捐款的遗稿。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这是《水浒传》里的一首歌谣。“家木”是宋，“水工”是江，说的是宋江造反。借用歌谣的第一句，改两个字：祸张因家木。一个靠继承权获得张爱玲遗稿处置权力的宋生，对“张学”，对无数喜欢张爱玲的读者，是福是祸，请诸位深长思之。
五十三参终证果
三十年前胡因梦在台湾的艳名之盛不下于当今大陆的章子怡：一线的电影明星，有“台湾第一美女”之誉，作风狂诞，行事独特，1980年和李敖的短暂婚姻引发媒体风暴，至今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年娶回美人的李敖用20分钟写下狂喜的急就章——《画梦——我画胡因梦》：“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
三十年后她来到大陆，只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洗净铅华，返真归朴，再没有丝毫娱乐界的风尘气，她说：“身为演员的胡因梦已经死了。”早在十八年前，她已经毫无留恋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胡因梦此行是来宣传她的新书《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8月第1版），这本书七年前曾以《死亡与童女之舞》的书名在台湾发行，《生命的不可思议》是《死亡与童女之舞》的修订版。
和七年前在台湾的遭遇一样，媒体的兴趣在于她和李敖的情事，辛勤搜刮往日的艳屑。但这本书的真正主题是作者半生的求道记录，一个女人为身、心、灵的自在所作的广大探寻。
佛经里有五十三参的故事：善财童子虽然佛缘深厚，但在修学圆满即身成佛前仍然需要文殊菩萨的指引，不辞劳苦地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学习各种法门，参问诸多善知识，最后见到普贤菩萨圆满证果。胡因梦用“五十三参”来比喻她的寻道之旅。她的经验和“五十三参，参参见佛”的善财童子真有很多的相似。她自小就很有宿慧和佛缘，受过很多仁波切和大师的指点，一经灌顶便内气涌动，她很早就能为别人发功，可是她始终没有完全皈依佛门；她从来不喜欢小说和文艺散文，爱好思辨和玄理，曾经涉猎过大量心理学、哲学、玄学、佛学的读物，可是她一直难以放心，一直难明“身、心、灵”的究竟。她在遍访名师参问诸法的旅途中，很偶然地邂逅了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她自觉一下子被点明，“如同世上无数受到他话语感召的人一样，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就是胡因梦的普贤菩萨。
克老师是印度大名鼎鼎的心灵导师，他在理念上感召胡因梦，他解答了胡因梦的基本疑惑。我瞎猜，克里希那穆提的最大意义，是他的通达和透彻，让胡因梦拼成了完整的身心地图。
胡因梦说：“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她对两性之间的性与爱有着瘾品般的迷恋，“两性之爱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感太过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令我着迷的就是那份迷醉、至乐、强烈的爱意，看任何事物都顺眼的高能量状态。人处在那种状态里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不吃不睡也不会感到饥饿或疲倦，好像前途一片大好，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想，胡因梦所以没有皈依任何宗教，是因为再松散的宗教对性爱都会有一定的尺度和戒律，但胡因梦绝对不想持戒，不想在自己的生活里失去男女亲密关系。
克里希那穆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开放。我没有读过克老师的其他书，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更厉害的讲法，但就在最新中文版《爱的觉醒》里（克里希那穆提著，胡因梦等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他几乎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宗教都要我们否定性欲、压抑性欲，因为他们说，性事浪费精力，你必须保留精力找寻你的上帝，可是这种严格禁欲和严厉压抑并遵守某种模式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美好的本能是一种残酷的暴力。这种禁欲比纵欲更浪费精力。为什么性欲变成你的问题呢？其实，你跟不跟人上床根本不重要。你可以选择跟人上床，也可以守身如玉，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你的问题。”
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胡因梦找到了心灵地图最重要的那块拼板。从此，她的省思，她的生命体验，她的感恩，她参与生态保护，她的博爱众生，她的灵修和自疗……与她的亲密关系和谐共存。
胡因梦的人生还没有完成，连她自己都不觉得她现在的人生完美，你也不必认同她的人生观。但就凭她舍弃红尘中的俗艳，毅然转身面向无限的精神世界，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个貌美如花的女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借用佛法的言说，末法时代持一条戒律的功德与正法时代守持所有戒律的功德相等。
旧日风光
抗战胜利，汪政权的高官悉数被捕。审讯处决之前，他们狱中的日子过得还算好，有吃有喝有报看。一天，他们在报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说有一女子因丈夫行房时强迫“进行变态性行为”，以虐待之名向法院提出离婚之诉，结果败诉。无聊的汉奸们议论纷纷。金雄白曾经当过律师，大家于是询问他对此案的意见。金雄白表现得像现在电视上的专家那样自信，指点道：法院判决没错。因为夫妇床“第”之私，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变态，法律上既无明文规定，任何人无权干预。大家听了很满意，遂散去。不料站在一边的梁鸿志走上前来，附耳轻声说：你刚才讲床“第”之私，读错了，“床笫”不是“床第”，“笫”音“滓”，非音“弟”。金雄白愕然，还自作聪明地反问：难道这个“第”字在这里念成“滓”音吗？梁哈哈大笑：那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字呀。
这段轶事见于金雄白的《江山人物》。我也闹过同样的笑话，把“床笫”念成“床第”，同样被学问高妙的老师当场拿下。师恩浩淼，值得铭记终身。
后人对汪精卫政权兴衰始末有点了解，主要靠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两个人的回忆文字，一个是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另一个是胡兰成。两个人都是汪政权的边缘人物。胡兰成的回忆想法多，感慨多。金雄白记者出身，人脉宽广，记性好，笔头勤，有闻必录，巨细靡遗。金雄白的成名作《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至今仍然是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第一读本。高阳的《粉墨春秋》就大段大段地摘抄金雄白的回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胡兰成是汉奸里的余英时，金雄白是汉奸里的钱穆。
有意思的是，金胡二人甚不相得，完全没有交情。记忆中胡兰成没有提到过金雄白。金雄白的回忆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胡兰成是无行文人。胡兰成晚年在日本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为夫妻。金雄白说起那一段，措辞特别不堪。他说：胡兰成“曾以吴四宝作为他生平的第一知己，但吴四宝暴毙后佘爱珍抢天呼地，他去扶持她的时候，毫不讳言温香在抱，忽起淫心，可谓恬不知耻。两人侨居日本时，一鳏一寡，难安寝枕，遂尔废物利用，居然结成夫妇”。金雄白在日本和他们多次见到，双方“始终瞠目相视若不相识”。
金雄白说到张爱玲也不太客气。他不满意张爱玲的“涯岸自高，落落不群”，有点高干子女的摆谱（李鸿章之后）。不过他并不抹杀张的才华：“张爱玲文笔清丽，缠绵有致”，“爱玲撰长篇说部，述儿女情怀，深刻不似出诸闺女手笔”。比较而言，他对苏青更不客气。他说苏青长得难看，又吝啬成性，“衣衫不称其体，同业以宁波娘姨（沪称女佣意也）呼之”。
金雄白是上海人，后半生所撰千万言文字中有不少旧日上海的回忆。他笔下旧上海的风光，当下已无迹可寻。如今还有多少上海人知道黄伯惠？他出身金山望族，在上海拥有几家大钱庄和数不清的房地产，在市中心有大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商业设施，在杨树浦有近百幢出租的民房，同时还做美国的橡胶股票，大获其利。以物质资产和比价计算，他的身家之厚，远在现今靠股票市值换算出来的本地首富之上。
黄伯惠与报业向无渊源，但以救助社会公益之心，从狄楚青手中接盘《时报》，从此倾全力办报，一直办到家破人亡。为了办好报纸，他延揽优秀人才，进口最先进的印刷机器。为了抢新闻，增发行，他包火车，租飞机，无所不用其极。他办报十余年，至抗战初停刊之日，投入的现金达百万美金之上，相当于现在的亿万美金。他办报废寝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