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无可恕 何沫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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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张得每一根神经都在蹦跳，我唯有恨自己的眼和手不够用。我要警惕每一个勿勿跑过身边的人，怕被抢了包，怕被偷了钱。我裹在汹涌的人流里，像一颗泥沙卷进了怒涛之中，亲身体会人体海洋的澎湃动力。在这里，男人和女人身上突出的器官都成了武器，仿佛谁的器官够大、够长、够硬，谁就能在人堆里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脚不着地地被人挤着向前，脚不着地地被人挤着上车，我拼了死命挤到座位前，我的背包断了，皮鞋扁了，扣子掉了好几颗。我坐下来，还不得安生。人们从打开的窗口爬进来，像疯狂的贪婪的饿狼。列车开动了，乘客喝叫着，命令我关上窗。还没上车的民工跳起来击打窗玻璃，将大口唾液吐到车窗上，呲牙裂嘴地暴跳着，恶毒地咒骂着关窗的我。
我觉得在这半天里，我所经历的疯狂比一辈子的还多，所见过的奇形怪状的脸比一辈子的还多，所受到的咒骂比一辈子的还多，所被迫接触的男女性器比一辈子的还多。
火车；汽车；汽车；摩托车。几经周折，我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
一切都没有改变。几间低矮破旧的泥土屋孤零零地站在荒芜的草地里，屋后是茂密的竹林和高大的山坡，门窗和阁楼的木柱子被白蚁蛀空了，泥迹斑斑的，不经意间就有一块掉下来。墙上灰沙脱落，地上很湿，房间的泥地面上都长满了黄绿色的苔藓，皮鞋踩上去，能压出水印子来。老鼠明目张胆地在地上打满了洞。板床上薄薄的一张破旧棉被，又黑又硬。到处都是肮脏的蜘蛛网、蜂巢、虫粪，家徒四壁，全家找不出一样值钱的、象样的东西来。这就是我的家。
一切都没有改变。苍老的父亲一言不发
，除了下地劳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绝少跟家人一块吃饭。母亲衣衫褴褛，起早贪黑下地劳动，种不完的水田，耕不的坡地，忙不完的累人的农活，全为了喂养一群猪，好换成钱供我上学。
一切都没有改变，村里的人歧视我，仇恨我，污辱我。他们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而更加嫉妒我，变本加厉地攻击我。我穿着秦伟送给我的华美的衣服，这衣服就成了人们攻击的把柄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拿这华美的衣服和我凄凉的家景对照，和我苍老的父亲对照，和我褴褛的母亲对照，和我一群痛苦地挣扎的亲人对照，挖苦我，讥讽的，嘲笑我，污辱我，让我感到处处都是白眼，处处都是嘲笑，让我不得安生。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父亲九岁就没有爹，十一岁就没有娘，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但他是聪颖过人的，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队里的干部。他为了养育一群儿女而放弃了提干的机会，后来却成为队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干部。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富有干劲的他前途一片光明。但他被打倒了，从此一蹶不振。他后来爬树，摔了一跤，装电灯时又被电击了一次，都几乎要命。从此他的身体就不好了，性情更加孤僻。他除了下地劳动，就将自己关在一个小房子里，一声不吭。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母亲十六岁就被骂着嫁了出去，跟着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在孤僻的小山村里过日子。仅有的一间破房子被一个远房大伯抽掉木柱子，塌了，她自己动手，用泥砖在荒地上垒自己的家。她养了一群儿女，生活有了一点起色。她怀上我的时候，风暴愤怒地袭来，她的男人被打倒了。她白天要下地劳动，晚上要接受批斗。她在劳动时被木头撞伤了胸口，觉得没有能力养活更多孩子了，就决定不要这个孩子。好心的二婶劝着她，她哭着生下了可怜的我。她余下的生活，始终被孤独、寂寞、劳累、饥饿、贫穷、歧视、嘲笑、污辱所包围，始终被撕心裂胆的痛苦所包围。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大姐，一个生性懦弱的女孩，我心目中始终不声不响地坐在阁楼里编织的女孩。她高考的时候，我的父亲正被批斗。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考上大学，总之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她，再读一年，说肯定能上大学的。但她没有钱。后来听说她是考上的，名字却被人从录取名单上抹掉。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阁楼上编织，后来就嫁了人。她嫁到一个守旧的大家庭，公婆非常严厉，伯嫂也很苛刻，她如履薄冰地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偶尔回一次娘家，她就絮絮地诉说她的苦，就哭泣，哭得吃不下饭。如今她的男人开纸厂、养鱼、做生意，做一样亏一样。她不管刮风下雨，天天都去四公里外的小瓷厂上班，换一点微薄的收入。她在酷热的车间累了一天，回来还要种田、种地、喂猪，还要教育儿女。她那么操劳，身体就不好了。但她的儿女一日日长大，要吃要用要读书，她只有苦。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刚烈的二姐，小小年纪就辍了学，跟别人去广东打工。她受不了别人残酷的盘剥，辞工回来。她学过编织，学过裁缝，最后嫁了人。她的婆婆嫌她娘家穷，将他们夫妇两人赶出门去。他们流浪到了海南，在深山野岭里帮人家种田种地，讨生活。后来他们回来了，却有家难归。她回她男人的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她的婆婆就知道了。她愤怒地跑回老家，烧了媳妇和孙子的衣服，将他们的床扔到山沟里面，又一次将他们母子赶出门。二姐暂时住在我们家里，带着一对儿女，帮母亲下地劳作。村里流言蜂起，我母亲也嫌弃她。她的男人去广东做泥水活，她就跟了去，在一个基建队里煮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三姐，从小就就给一个远房亲戚做保姆，后来嫁了个老实人，借钱做点小生意。他不会经营，连本钱都输得精光。三姐的身体很不好，生活的重负压得她抬不起头来。
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四姐，矢心不渝地等了七年她的初恋情人，她的情人参了军，从义务兵当到志愿兵，从志愿兵提了干，终于可以当干部了，她的苦日子似乎熬到了头。但她的初恋情人，一封信就甩掉了这个痴情、善良而纯真的女孩。她的青春有多少个七年！她所有的泪水都不足以控诉这个不人道的世界！她的心都死了。她不顾一家人的强烈反对，草草地嫁了人。她果然遇人不淑。她的男人，好吃、懒作、嗜赌、没文化、身有疾病、家徒四壁外加一屁股债。她天天都在酷热的车间里干十多个小时，双手沾了工业洒精贴花纸。贴啊贴啊，天天贴，月月贴，年年贴，为的是换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她的男人则带着一对儿子，天天游手好闲。我看着她曾经那么美丽的脸庞如今消瘦焦黄，曾经那么黑亮如水的头发如今干枯蓬乱，曾经灵光闪动的大眼睛如今麻木不仁，我感到自己的心一阵阵撕裂地痛。
我不能承受家里压抑沉闷的气氛，不能忍受旁人的冷嘲热讽，我就决定去五姐的家里住。五姐的聪颖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小学五年级就辍了学。她不声不响地担水、煮饭、洗衣、喂猪、放牛、打柴、耕田、种地，默默地分担母亲的劳累，尽她所能维持家庭的生计。她是沉默寡言的，又是坚韧不拔的。她嫁到镇上一户贫苦的人家，男人背着一大笔债。她辛劳地种田种地，作一些小本生意，一分钱一分钱地抠出来还债。如今她的杂货铺越做越大，过年非常忙，她叫我过去帮帮助。我是吃苦而耐劳的。我白天跑上跑下，搬一箱子一箱子整装的杂货，将那些散装的货物过秤，登记，包装，打价，收钱，几天下来，几百个品种的货品，哪一种放在什么地方，哪一种卖多少钱，我记得滚瓜烂熟。我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说笑话，人们很喜欢我的勤快。一天到晚，我累得身体散了架。晚上我的五姐背着小孩，忍受隆冬的寒冷做月饼卖，我就和姐夫挨村挨村地送杂货。我们乘着深冬微蓝的夜空，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小路上，开着农用拖拉机往最边远的山村去。我听着轰鸣的柴油机，看着了无灯火的山野大地，我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不能死，不能屈服，我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我要带着我的亲人，冲破那重重的黑暗和寒冷，奔向光明而温暖的明天去。
我们送完货，回到镇上，五姐的月饼往往还没有做完。我们帮忙着做完月饼，洗过澡，过了凌晨一点才睡。我在杂货堆里垒一张小木床，就睡在小木床上。我们有时候两点钟才能睡下，早上五点钟又要起来，开始新一天的忙活。五姐高兴地说，再这样做几年，他们就可以还清债务了。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攒钱买自己的房子。我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
在这样痛苦的生活中，我格外地怀念远方的秦伟。每天夜里的梦中，我都梦见秦伟伏在我的身上，热烈地亲吻着我，温柔地爱抚着我。我半梦半醒的时分，我仿佛真切地抱着他了，真切地看见他迷人的笑脸了。但我真的挣醒时，我就痛苦地发现，那只是一场梦。我杂货堆中的小木床上空空如也，我摸不到秦伟，听不到他的呼吸和心跳，感受不到他的体温。他在几千公里之外，过着富足、体面的生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抱着枕头，失声痛哭。我听着屋外呼啸的寒风，真切地感受到我和秦伟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我和他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哪怕共同走过了一段，终究都是要分开的。那个热诚的男孩不是我的，永远都不会是。我感到心如刀绞。
南方的冬天常常下雨。下雨的晚上，我们不用送货。我坐在店门口，伏在摊台上，面前是摇来晃去的秤砣子。我看着微弱的灯光里飘飘洒洒的雨丝，痴痴地想：天津的冬天不会下雨，天气晴朗的，干冷的。秦伟不知道正在干什么。他也许在逛街，也许在和家人聊天，也许在看电视，也许在看书，也许在和朋友玩乐，也许和杨蛮在一起。总之不管怎样，他一定是热诚的，快乐的，活蹦乱跳的。他不会知道几千公里之外，我所受的苦。因为这种痛苦对他来说，是匪夷所思的。而且在他的眼里，我仅仅是一个忧郁、敏感而单纯的男孩。
过年前两天，我哥回来了。这个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十六岁就辍了学，跟二姐去广东打工。他发誓要打工赚钱，供我上完大学。他进过工厂做家俱，工资少得可怜；他学过装修，装合金窗时却从二楼摔下来，差点没了命；他最后选择了最难做的铁工，为的是工钱比较多。他将一年赚来的血汗钱如数交给了母亲。我看着又黑又瘦的哥哥，心都碎了。我觉得完全是我害了他，我觉得这简直是犯罪。因为如果不是我，我的哥哥就不用辍学；不是我，我的哥哥就不用去受这种苦。为了赚钱，两个铁工要把三百多斤的钢筋扛上楼顶，将钢筋摆成“井”字形的网，在交叉的地方拧上铁线固定。夏天上面烤着，下面烫着，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得人皮开肉绽。但没有人可怜他。他说，在老板的眼里，打工仔贱得像一条狗，甚至狗都不如。他说他这一生是没有指望了，要我好好读书，争一口气。我看着他一双伤痕累累的手，心如刀绞。但是我不敢哭，因为我从小就不敢在家里人面前哭。
哥哥大年初二就要走了。他说回来就是为了见我一面，而且怕再耽搁，车票就要涨了。在喜气洋洋、举世欢腾的新年里，我二十岁的哥哥，又为了他不知道在哪里的前途，孤身南下，
我回校的日子终于来了。早上我就觉得母亲有点不对劲，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模样。吃午饭时，她终于低着头，问我能不能迟几天再走。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她嗫嚅地说：“始书带回来的钱都借给始冰作本钱了，过年赊得太多，一时收不回来……”
“我有钱！”我说。
母亲不解地看着我。
我除了伙食和来回的车费外，别的开支基本都是秦伟的。我现在还有一千多块钱的存款。第二学期不用交学费，够我用的了。我一开始不敢说，因为我怕母亲会骂我受别人的财，没有骨气，现在我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说：“始华他们说你穿衣服太好，我不敢说。我知道你不舍得乱花钱的。”半天又说：“人家对你那么好，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给人家。”这句话碰到我的痛处，我淡淡地说道：“他又不求我的！”
哪知一向不吱声的父亲突然说：“他是不是想要你怎么样？”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他年轻时候被疯狂地批斗，看透了背叛和阴谋诡计，对什么人都不信任。他常教育我，“逢人只说三分话”，“欲夺先予”。说白了，就是处处要提防别人，不要相信任何人，用经典的话说，就是“当有人用左手给你好处时，你就要注意他的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