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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闯荡北美-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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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文革”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文革”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我是她的“开心宝”。 
  姨婆是职业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有时外婆伤风感冒,姨婆便会自告奋勇在晚上带我睡觉。 
  姨公因为他的妹夫曾是 
  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副市长而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物,没有工作。外婆因为带我上不了街,他便主动替外婆上街采购。 
  我记得阿太经常卧床,当我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叫她一声“阿太”时,阿太便会摸着我的头,“心肝”“宝贝”地呼叫起来。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快乐。有一天早晨,我又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依然叫一声“阿太”,她竟没有回答;我推推她,也不见动静。紧接着姨婆也走了进来,才发现她老人家在睡梦中去世了。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但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去世的人。 
  虽然两个家庭都在困难中,但人间之爱,亲情之爱,人们在爱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并没有泯灭。围绕着我这么一个小男孩,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以至于小阿姨、阿太、姨婆、姨公都付出了各自的爱,融铸成了我的幸福童年。 
  尽管我已入了加拿大籍,但我的身上流着中国血。而对我来说,爱中国并不是抽象的,在我看来,中国就是像我家的亲人那样的优秀人物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保持着美好的人性;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地构筑爱的桥梁。没有他们,一个既是右派的儿子,又是右派的小外孙,哪有幸福的童年呢? 
  等我稍稍懂事,心中总有一个谜团:为什么这样一些善良、优秀、充满爱心的亲人,要在既无外战、又无内战的情况下,如此困难重重? 
  我出国的念头中有这么一个因素: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搞的?别的国家的普通人命运究竟是怎样的?然后回过头比一比,想一想:我们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出什么力?闯荡北美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   
  登上新大陆/思进/ 
  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个日子,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90年9月20日。 
  那天是星期四。 
  这是美国中部的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到八十万,这便是克利夫兰(Cleveland)。 
  巨大的飞机降落在飘着星条旗的美国机场。眼前全是英文字母,耳边都是美国腔调……这一切提醒着还没回过神来的我:从此以后,英语不再只是一门考试课程了,而是我日常必用的工具。等着我的,一切都是新的。 
  我在机场厕所瞥了一眼玻璃镜子里的自己:清秀的面容,健硕的身材,一副中国英俊小生的模样。 
  我满意地对自己说:你总算靠自己的努力出来了。呶,美国就在眼前,这下就看你的了!可千万别熊、千万别叶公好龙呦! 
  “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把对方的国家当作月球。”——有文章说。我虽未把美国当成月球,但我依然对美国充满好奇。我想亲眼看看这个头号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想亲身经历一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想亲自验证从电影电视里认识的美国。 
  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 
  高速公路下漂亮的居舍,还有那宽大的草地…… 
  我贪婪地睁大眼睛。 
  哦!这就是America!华盛顿的美利坚!惠特曼的美利坚! 
  还没等我看清车窗外的新大陆,汽车便把我从机场带到了即将就读的城市克利夫兰。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排名全美第六;另外就是一所著名的州立大学——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我就要在这所大学里攻读机械工程硕士了。 
  尽管我并不喜欢机械工程,但为了申请学校及签证的顺利办理,也只好就读这个专业,以作权宜之计。 
  当时择校,我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共得到了六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费城的名校Temple University,但这所学校学费太贵,要七千美元一个学期。机械工程属于热门专业,申请奖学金很难,托福要六百三十分以上,GRE至少要二千一百分。选学校和专业并非易事——有的名校在偏僻的小镇上,据说找不到打工的地方,不容易生存;有的学校在纽约、洛杉矶,打工容易找,但签证又不易。我最后选定了克利夫兰,是因为从书上的介绍得知,那里有两万中国人,有许多中餐馆。在我的想象中,克利夫兰应该有不少打工机会的。 
  一到克利夫兰,我连这个城市什么模样还没看清楚,就不得不做第一件事:交学费。学费一交,身上就只剩下二百美元了。这可让远到他国、举目无亲的我第一次傻了眼:二百美元!在消费水平如此高的美国,这以后可怎么生存? 
  生存危机立显眼前。 
  八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感慨地对家人说:我是离开大学十年后到美国又进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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