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开明的微笑。现在我们即将永别，儿子先于父亲死去，我留给他的既没有财富更无荣耀，只是一颗死不悔改的心。在这条他无法苟同的道路上我走到了底，准备承担罪责但毫无愧疚地死去。

　　这想必得不到包括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人们的宽恕。也正是如此，它会成为这位仁慈的老先生记忆他罪孽深重的儿子的方式。我们将被葬在两处——法兰克福或兰斯贝格，家族墓地或战犯坟场，正义或邪恶的两端。这对父子永远走不到一起，这样想着，即将到来的生死之隔就微不足道。

　　我并不悲戚。我和爸爸的感情比一般父子来得淡漠，死之将至时，我对他的记忆的也断续不明。他是个君子，但不足以担起“父”的权威和教谕。我在少年时就脱离了他的管束，无论在精神还是信仰上都与他背道而驰，促膝谈话总是以他默然走进书房，或我的出走告终。

　　这样的记忆充满了我的十六七岁，我的人格在那时形成。读大学后，我就不常回到那座有着他温文而谨小慎微的气息的房子里了。爸爸仅仅是我生活上的供养人。

　　这个中学教师在魏玛时代依靠学识过着体面的生活，我沾过他的光。如果1923年马克贬值时我还太小，那么在那所有着当时并不多见的中央供暖的房子里，1929年的金融危机也只是报纸上的文章。幼年的寒暑假，他总是带我四处周游。曼海姆、斯图加特、帕绍，有时远至奥尔登堡。我对那些喧嚣、宁静、秀丽、荒凉的城市记忆犹新，也包括每次旅行时爸爸拍下的风光照给我的陌生感。

　　爸爸说，当我看着那些直插天空的教堂尖顶的时，他的镜头瞄准的是教堂下姿态各色的人们。这或许就是我和他最初的不同。他把我归为“神权主义者”，尽管我连教堂都不进，而他这位把公民权利挂在嘴边的社民党人，想必对公知之名深感惬意。

　　我和他的分歧在那时就无法弥合了。后来我加入青年团，成为国社党员，每年感恩节的团聚都带着危险的意味：一个人道主义者、好心肠的老先生在家里接待一头狼。魏玛式的善无法服庸于原则，那种被爸爸视为豁达开明的软弱使他失去了他在儿子面前的威严，他那个政党也出于同样原因失去了他们亲手缔造的魏玛时代。

　　爸爸什么时候才懂得自由与放任并非同义词？而他的儿子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又走了很长的路。

　　今天这条路被视为罪恶之途，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升起魏玛的旗帜（美国狱守的仁慈就是向我们这些被拘禁的人传达民主与自由之类的新消息），现在弗朗茨先生脸上想必吹满春风。他等待了多久？从1933年正当盛年，到如今垂垂老矣。但他和那些被他视为善良的人一样，除了等待还做过什么？他所爱的共和国就是这样输给他所憎恶的帝国的，而我们捍卫过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我脱离父亲——这位知书达理的绅士的教养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当我快要死去，想到如何交代后事时，我仍然想起他。他在年轻时失去所爱的女人，现在要失去唯一的儿子，我不知道这位老鳏夫会度过怎样的晚年。在我小的时候，他一有余暇就陪着我，想用更多的父爱来弥补我先天缺失的母爱。我记得那些明媚的日子，他摺起一架纸飞机，那时德国被凡尔赛条约夺去了空军，我们的希望就借着它飞向天空。一对父子在莱茵河畔奔跑，我很小，他很年轻。

　　亲情是一种渗入血脉的躁动，无人能剥夺这种本能，把这个人定名为“冷血的纳粹分子”也没有用。现在我坐在监狱窄小的床边，用一支蓝色圆珠笔芯写着最后一篇笔记，字句因为笔芯难以握稳而歪扭。一个孩子想起生养他的人，想到即将失去他，再也得不到他的怜悯，他低下头。

　　铁窗外十一月的星空忽然显得寒冷，我终究要死了，我把最后的话留给他。

　　1948年11月11日

　　狱中笔记？完

　　☆、伊利亚斯

　　遣词造句，以这种你所熟悉而我不擅长的方式来纪念你，你必会揶揄我的生涩，而我从中想象你的笑容。

　　【编者注】

　　这是加兰先生为他的朋友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写的悼文。

　　在兰斯贝格的死牢里，他们接到了日期相同的绞刑执行书，他们在这个“找不到任何一棵自由的树木”的监狱里度过最后一夜，在长达十年的相识后，第一次相拥而眠。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约定共同面对死亡，如果有过，那么它将成为加兰一生中屈指可数的爽约。事实是加兰的绞刑延期执行，但他并不知道先他一步被带出囚室的伊利亚斯已经被释放。笔记在11月下旬后留下大段空白，直到第二年冬春之交才又零散地记录了一些不相干的事，当中没有任何关于伊利亚斯的词句。直到1952年出狱，他才重新翻开笔记，在最后几页写下这则悼文。

　　【原文】

　　此刻我理解了词汇和语言的差距。如果有必要，我自信能够把德语大字典背下，但那对于我将要表达的意旨毫无帮助。过去的时光在被经历后会清晰地记入脑中，然而别有一种事物是不成形、不具像，因而无法描摹的。人们称它为感情。其定义的模糊性让人无所适从，如果必要用它来形容我和伊利亚斯的关系，那么它在刚刚萌生时，就被生死割裂得荡然无存。

　　今天当我写着这些话时，心境未尝不轻松。尚未成形的感情在初生时就走向死亡，伊利亚斯不在了，我得以依照一己意愿将这段关系盖棺定论。

　　十年前我们就在一起，白天干自己的工作，晚上在一起消耗单身汉的晚间时光。那时我是书报审查专员，伊利亚斯的社论经过我的手，总是被删去大段。晚餐时他举着叉子，挑衅似地猜我是否真的会不顾情面，把他塞进集中营。我们之间的误会直到帝国覆灭时才有所缓解，但我记得他把袖子轻轻挽到肘部，光着小臂做饭的样子。

　　在兰斯贝格，我们卸下社会角色，以自我的身份生存。我在他凝望阿尔卑斯余脉的目光中读到了某种固执，他或许也读懂了我。但我们没有逾越那条界，直到死刑将至的那个夜晚。

　　那天我们坐在沙地上，看着傍晚过后逐渐变黑的天空。伊利亚斯笑称我身上有老德国的味道，我霍然站起来，强调自己才刚刚23岁。＇1＇在等待死亡的最后一夜，我们以囚徒的身份坐在一起，曾经坚持的信念已成非法，只有私人友谊未遭责难。我在他身边，想象着他的领口有菩提树的香气。我一侧身吻了他。

　　爱情乍生乍灭。我呼吸他的气息，用手臂将他勒紧，心跳像时间一样声声流逝，我们的绝望与叹息，都将在天亮的时候随着涂油的绞索绷直而被生生扯断，想到这里，我更深地嵌入他。

　　伊利亚斯说，我们是太虚无了才拥抱，或为了转化临死的恐惧。但这无法解释他在过后抱着我，梳理我头发的动作。夜晚的脚步飞快，窗外现出模糊的青灰色，狱守敲了门。我们整好衣衫，面对卑琐的命运之神不发一言。

　　他走出牢房，消瘦的身影在斜射光下被拉得很长，形成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我再也无法听这位哲学系的家伙充满机辩的感叹：我们的关系必须在爱情之外另立名目。

　　是的。我拥抱的是在他的家里度过的傍晚、冬天壁炉前的谈笑风生、夏天推开窗户时市区的暑热。但既然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本来都没有名字，那么给它贴以标签就不会影响它原本的属性，某段关系及其始末也是如此。

　　——伊利亚斯，我想要你。

　　现在所有表白都已太晚。物理意义的死亡并不阻止精神世界的毁灭，但它仍然剥夺了两个灵魂间交谈、理解、相爱的权利。在监狱里我找不到任何一棵自由的树木，我在将死时紧紧拥抱同伴。现在我重获自由，但内心用以存放温情的一隅，却因为他的死而永远禁闭。

　　1952年1月7日

　　＇1＇　这故意缩减的十年是被帝国偷去的。

　　☆、无题

　　怎样叙述现在的状态呢。绞刑令下达三个月后，我仍然坐在这间空无一物的狱房里，摸摸颈后绷紧的筋络，二月早春的寒气使我精神起来。

　　使人相信死亡的事很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计划着它的到来。若要在这个偶然世界里维护秩序，就要谋划万事。1944年秋我谋划帝国的最后一场殊死之战，1945年夏我谋划自己的归途，兰斯贝格的三年里，我在这方被烙以耻辱的墙内空间谋划一檩体面的棺材，载着我被废止的荣耀，过往的生活。当世界将我禁闭，我另辟蹊径窥知它的阴谋，以便在厄运之前先一步整理仪容，轻蔑它的虚张声势。去年深秋绞刑令下达前，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收拾不多的衣物，把纸墨寄往远方，和平生相逢的兄弟告别，再谋划一场绝望的爱情。理论上，人的一生是可以在几天内走完的，只要有极高的智慧和极强的行动力。我们赞叹伟大人物的壮丽人生，其实他们只是在心智和身体机能上比我们更强大罢了。

　　而现在我坐在这里，遭受失序的懵然。从我投身情报工作起算已经十年，足以患上妄图洞悉一切的精神病。我在二十多岁了解到帝国政权的脉络，外部国家的觊觎和手段，可以联手的力量，需要针对的敌人，此后一切话语都骗不过真实的博弈。但是带着这种无所不知的自负，我却错估了自己的死期，这真不令人愉快。为此我甚至怨恨莱因哈特？盖伦先生，是他的仁慈令我在美国人手里活了下来。

　　求死不成的另一恶果是，灵魂经过犹疑终于回到躯壳里，却发现它已经老化。我井然有序地告别一切，现在又依序回访当时拥别的人，对于他们的狂喜我只好道个歉，假装飞机误点，轮船停开，绞刑架在养护，总之，我回来了。

　　也在这一刻，我嗅到枯败的气息，来自那副仍在壮年的身体，来自将我驱逐在外的世界。有一些东西在你与之告别时灰飞烟灭。

　　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却感受到它的缺失。少年时我们轻言抛弃，过后才为之唏嘘，如今我懂得了那时未知的道理，却发现仍有许多事物不在我的认识之内。

　　它们存在着，风吹走铁栏的霜气时会唤醒我的激情，但它失去了方向。无关信仰也无关自我，无关一己的内心，但追风入骨，令人惶不知所措。如果这就是生命最初的醒觉，那么此刻我就开始了另一番人生。

　　和过往不同，或与一些事交肩而过。

　　1949年1月7日

　　☆、附录？残句

　　【编者注】

　　这本从1946年7月开始撰写的狱中笔记结束于1948年11月初，但加兰先生的人生并未戛然而止。如全书开头已经提到的，他在狱中继续度过四年，于1952年提前获释。

　　这四年间发生的事一如他漫长人生里所有的事情那样，并未被其本人记录。或许这才是加兰本人的风格。他无疑擅长剖析自我和回顾往事，但这是那些拥有基本逻辑的人的本领，而未必是兴趣，或许从46到48年间的笔墨才是一种反常。

　　这些反常的笔墨当中有一些残落的句子，它们放诸任何一章都会破坏前后文的线索，因而被作者圈了出来。这些句子是这本反常的笔记中最为反常的部分，绝不适合断章取义地引用，不过既然它们存在过，也就有了保留的价值。

　　附录也包括了加兰与他的父亲和一位挚友的书信。对照日期可见书信和《狱中笔记》的关联，这是我把这些私人信件收录书中的原因。它们和整本笔记一样未经作者批准，不过它以更私密的方式表达了加兰先生的内心。

　　历史便是由这些正反两面的吉光片羽组成的，它们需要人严刑逼供、扪心自问、反复推敲，在残酷与温存的字句之间看见万千世界，最终也无非求得一己内心的安宁。

　　加兰先生真正的死亡时间是1956年冬天，对一些人而言姗姗来迟，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从未离开。

　　A

　　时间过得真快。为何人们很少多时间致挽歌，至多铭记自己的岁月？因为后者是有内容的。客观流逝的时间与客观的距离一样都属于数理的范畴，从兰斯贝格到柏林的道路如果不参照于帝国的兴衰，对胜利者而言就毫无寓意。

　　而如果参照于一代生于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帝国时代度过人生鼎盛年华的人，它就凭空变成了生命的创伤。

　　B

　　人们以为我们是一群头脑僵化的人，缺乏幽默，不懂人生。有的人甚至说德意志没有近代化，没有走过威廉时代的开放，没有近世大学、最早的人文主义。我没什么想说的。

　　眼下我只是啃着用腌黄瓜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