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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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最后他还是回绥远了，在内蒙古师大教课。据他说跟大学的一位领导关系很好，还请他讲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只是那位领导不会英文，学起新东西来很费劲。文革不久，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也惹了麻烦，那位领导被定了走资派，结果也连累上了他。大约1974年，一天我在西单的饭馆吃饭，正好碰见陈良璧走出来，他有点神秘地悄悄问我：“王浩回来，你见了吗？”我说没有见。他说：“可不能见，见着就麻烦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大家还心有余悸。后来他又和我谈过一次，依然是那样高谈阔论马克思，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应该怎么理解？是绝对的贫困，还是相对的贫困？要是绝对贫困化，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绝对贫困化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无产阶级就会绝灭了，不存在了。”
陈良璧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又一种典型，喜欢张扬、炫耀，又自以为是，当然也经历了挫折，旧社会被关在监狱里，新社会又受了冲击，后来他的儿子跟别人吵架，被人一刀捅死了，非常之不幸。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内蒙古大学的人，我问他：“你们大学有个叫陈良璧的，你认得吗？”他说认得，说陈良璧现在还不错，当上了政协委员。内蒙古没有几个老知识分子，陈良璧算是其中之一，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就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现在陈良璧已经去世，至于是哪年去世的，我已不记得了。
5．老友郑林生
林生和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级而不同班，我是甲班，他是乙班。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两年，他们中学毕业，万里迢迢历尽艰辛，由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再到海口、老街，转乘滇越窄轨小火车（夜间停开，白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上下人），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昆明。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些人是走陆路，由深圳西行通过封锁线到洛阳、西安再入四川。我认得一个30年代的老清华叫朱家源，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朱家溍，他们家在北京住的是僧格林沁的王府。1939年朱家源离开北京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走了半年。还有一种方法，《围城》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条路，从上海至浙江入江西，下广西到贵州或四川、云南，一路走走停停，兼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走总需一年时间。
当然，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等待他们的会是最艰苦的生活，且又背景离乡，不知归来何日。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危艰险阻逃出来，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恐怕不过分。
1939秋，我在昆明又与十多位北京的同学重逢，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次年，我和林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上下铺，自然我们成为好友，加之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又为我们的友谊增添了生死与共的色彩。1946年复员，他北上去南开大学物理系做助教，1948年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以全优成绩获Ohio大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任教，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时隔十年再相聚自然非常欢喜，不过因为大家都忙——忙着不务正业，而且我在城内，他在西郊，所以每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直到文革。文革开始后，正常秩序已荡然无存，互相不通信息，想来都不会好过。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他，我说我老想去看你，但是不敢去，怕彼此惹麻烦。他说：“就这样见了面，不也很好吗？”一直到文革以后，几个老同学才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然而时间不能倒流，老同学已半为鬼录，即使在世也老病相寻。林生和我虽相距不远（他住中关村，我住清华），但一年也只见面两三次。近年他患重病，交流困难，青年时的那种恣意交流的乐趣大概是永远不可得而再了。
林生原入化学系，读完二年级后决心转入物理系，但是由于须补读物理系二年级课程的缘故，他又多读了一年。我的印象是他被当代物理科学的神奇理论及其神奇的进展所吸引，所以情愿多读一年以补足物理学的基础。林生极其用功，每天都在图书馆一直读到闭馆，而且一直到现在，他写字从来都是一笔不苟极其工整，那种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可谓“跃然纸上”，我的字则潦草不堪，往往连自己都认辨不出。林生多次向我提出，不懂物理学，缺乏对近代物理科学的知识，就是一个科学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重大的缺欠。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读物理，因为要读物理，还要首先补读高等数学，这对简直我是难以企及的事。我以为他一定是被近代物理学的神奇所震撼，满怀惊奇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一直到老年，我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发，而我对于物理学的知识还只限于青年时期所读到艾丁顿的《物理世界真诠》一书（TheNatureofPhysicalWorld，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后来还看到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德文书Hellerals1；000Sonne的中译本，描述20年代之初一群青年学生在哥廷根（Gottingen）大学追随M。Born大师的游学生活。他们那时（一战后）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有点类似我们战时的学生生活，所以深有同感而推荐与给他。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青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的思想，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座标。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学性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他也有细腻甚至脆弱的一面，为一点小事，可以背上沉重的感情负担，甚至儿时的小事，成人以后还满怀歉疚。他向我背诵过卢梭《忏悔录》里的一段文字，大概那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出国后，有一次他给我信说：小时候就听老师说过，中国在地球上是美国的另一侧，真想有一个长管子插过来，就可以和国内亲友见面了。感情细腻是经不住狂风暴雨的。大概是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保护了他，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后来也下了干校，也被抄家。虽然没有正面向我谈起，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件事情很伤他的心。林生也爱好古典音乐，尤其喜欢芬兰Sibelius（西贝柳斯）的作品，从美国带了很多唱片回来，可是抄家的时候都给砸了，这让他很伤心。再有就是把他的小孩说成是狗崽子，对小孩的内心伤害非常大。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议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让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70年代王浩回国，我请他吃饭，邀林生作陪，他坚决不肯出席，这使我多年引为遗憾，两个好友自此终生不再见面。当时的法网和文网既严且密，陈良壁就叫我不要见王浩，文革末期，外文所的袁可嘉（九叶诗人之一）学长即因为见一美籍老同学而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这已是过去的历史，袁可嘉近年常居美国，身体健康不佳，恐已无再回国的可能了。
6。高干子弟？
旧社会跟新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解放以后对一个人首先要问家庭成分，问阶级，问政治，问思想。旧社会不问这些，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大追问，比如“你们家家产多少？”或者“你爸爸是不是处长？”那时候没这个风俗，大家也不关心这些。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大官，我一直都以为是孙家鼐（学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兼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直到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毓汶（相当于今天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文革时候抄他的家抄出一堆清朝的官服，黄马褂、大花翎，后来还拿出来在展览馆展览，可是后来他跟我说，他父亲藏的这些东西都没让他们见过，直到抄家抄出来才知道。再比如，经济系有个女同学王民嘉，浙江奉化人，我们中学同班，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化，有时候见到她，她还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并没给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谭申禄和我在中央大学附中时也是同学，大学读机械系，和我同上过两门课，算是很熟的老同学，现已去世多年，只是两年前我才听另一位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相当于解放后胡乔木、周扬的地位了，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
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解答，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