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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光荣与荣誉-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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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
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
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
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
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
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
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
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渠道,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
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
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
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利,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
因为历史记载,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板垣刚由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
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
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
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
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
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
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
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
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
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
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
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
新败的中国 军队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
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
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
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
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
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
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
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
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
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
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军队的主力能否被歼。
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
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
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
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
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
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
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
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
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
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
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
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
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
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由我出任。
临时设立的第九战区下属的部队,并不是我在甘肃所组建的5个师,在此之前第九战区一直以来是个空架子。
直到遍入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
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
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
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
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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