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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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结束两个星期后，最高法院裁决了第二个重要案子，直接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这就是“斯特吉斯诉克劳宁希尔德案”。一个叫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的商人向约西亚斯特吉斯借了1544美元开纺织厂。当时，他俩都住在纽约州。就在克劳宁希尔德借钱一个月之后，纽约州通过了破产法。第二年，克劳宁希尔德的生意失败。根据破产法，他宣布破产，解除一切债务。斯特吉斯抗争无效，他的钱算是打了水漂。后来，克劳宁希尔德迁往马萨诸塞州，重整旗鼓，获得成功。斯特吉斯到联邦法庭状告克劳宁希尔德，说纽约州的破产法违反了宪法的“合同条款”，克劳宁希尔德应该偿还借款。

　　　　案子到最高法院时正是“1819年大恐慌”最水深火热的时候，各州纷纷出台破产法，帮助债务人解除债务。这个案子比“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复杂得多，因为大法官们的意见严重分歧。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制定破产法的权力属于国会（联邦政府）。现在的问题是，国会没有相应的立法，这一块儿是空白。那么，在国会不作为时，各州是否可以填补空白？大法官约瑟夫斯多利和布什罗德华盛顿认为不可以，大法官亨利利文斯顿和威廉约翰逊认为可以。另一个问题是，纽约州的破产法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合同条款”（第一条第十款）？

　　　　因为案子的时间超级敏感，又牵涉成千上万人的“身家”，各州都屏住呼吸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那是个痛苦的过程，马歇尔和同事们翻来覆去地讨论，持不同观点的大法官们最终同意各退一步，达成一致的法庭意见。正如大法官约翰逊所说：“与其说这是司法案件，不如说它是一桩妥协案。”

　　　　马歇尔代表法院写的判词，首先肯定了各州制定破产法的行为不违宪，因为联邦政府没有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各州可以填补联邦立法的空白。至于纽约州的立法是否违反了“合同条款”，马歇尔抛出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妥协。他说：虽然各州的破产法是有效的，但宪法“禁止任何破坏合同的法律”。所以，破产法只对未来有效，不能反作用于过去。也就是说，在破产法通过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借贷合同不容侵犯，该还的钱就得还，而之后的合同可以适用于破产法。法院既没否定也没肯定破产法，没有判断破产法本身是否违宪，而是规定破产法只能“瞻前”，不能“顾后”，在维护合同的同时给了各州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在此案中，克劳宁希尔德向斯特吉斯借钱一个月之后纽约州的破产法才生效，他不能利用此法解除债务。斯特吉斯胜。

　　　　应该说，尽管最高法院向现实做了让步，但它对这个案子的判决还是比较“冷血”的。法官们显然不想轻易减除债务人的痛苦，因为他们更愿意保护基于诚信合同的债权人利益。这是“马歇尔法庭”的一贯风格，私有财产和私人合同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权”似乎不是法庭最关心的事。但话又说回来，当你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时，你的自由还有保障吗？再说，如果债务人太容易合法赖账，必然导致借贷成本飙升，你要么借不到钱，要么付高额利息，最后吃亏的还是债务人。法院对社会潮流的冷漠既是“司法独立”的表现，也是对“大众民主”的防范。马歇尔和大法官们从来没掩饰过对“暴民政治”的厌恶，不管社会如何改变，秩序和法治永远是他们不变的选择。

　　　　“斯特吉斯诉克劳宁希尔德案”让很多靠破产法赖账的愿望落空，引发的不满和抗议可想而知。因生活奢侈而欠了一屁股债的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大骂法院一手遮天，食人民的俸禄却不为人民办事。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紧接着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也叫“银行案”，才真要引爆各州的怒火，因为，这一次，中央银行成了案件的主角。

　　　　如前所述，合众国银行在危机前后的糟糕表现让它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叫它“怪兽银行”。各州都铆着劲儿要整它。合众国银行的总部在费城，在各州有18个分行，包括设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分行。1818年2月，马里兰州议会通过法律，对所有不是根据马里兰法律建立的银行课重税（印花税）。合众国银行首当其冲，因为它是由国会创立的，跟马里兰没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合众国银行因成本太高而没法在马里兰做生意，赶紧滚蛋。

　　　　合众国银行马里兰分行的经理是詹姆斯麦卡洛克。当收税官来银行收钱时，麦卡洛克说，对不起，我不能从命，因为马里兰无权向中央银行征税。结果，马里兰州法院判麦卡洛克有罪，他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不在于那几个税钱，而在于中央银行的合法性，在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危机中的各州已经开始对合众国银行下手了，二分之一的州，比如田纳西、佐治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俄亥俄，都通过立法向它征税，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干脆宣布禁止合众国银行在它们那儿建分行。弗吉尼亚的国会议员提议彻底消灭中央银行，虽然议案在国会受阻，但“银行案”的结果决定着中央银行是否将名存实亡。

　　　　马里兰实际上是代表各州跟联邦政府打官司的，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州权与联邦的“对决”。双方的媒体都开足马力，骂战铺天盖地。最高法院破例允许双方各派两位以上的律师出庭（一般案子不许超过两位）。结果，六位当时最好的律师出现在法院，堪称法律界的“名人堂”。代表马里兰州的首席律师是我们的老熟人、75岁的路德马丁（还记得他在“伯尔叛国案”中的表现吗？）。联邦政府（中央银行）这边是刚刚在“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中大获全胜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号称史上最出色的总检察长威廉沃特，还有传说中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律师威廉平克尼。双方在法庭上整整吵了九天（一般案子只允许三天）。马歇尔对这九天的评价是：“光华闪烁的口才，摄人魂魄的辩论，无与伦比。”大法官斯多利也说：“我从未听过如此精彩的陈述。”

　　　　马里兰方的主要观点是，马里兰州是主权政府，有权向境内所有的企业征税。宪法虽然声称“我们人民”，但它是由各州创立的，不是由人民创立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初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不是人民直选的，而是各州议会委派的。所以，宪法是各州之间的合同，所有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由各州保留。宪法只字未提国会有建立银行的权力，国会的银行法违宪。如果国会能建银行，那就意味着它也能建公司，建工厂，建矿山，意味着它能任意掠夺各州的资源，侵犯公民的自由。如果国会能向各州的企业征税，各州为什么不能向联邦的企业征税呢？

　　　　银行方最重要的武器跟28年前汉密尔顿使用的武器一样：宪法的“必要与适当条款”（参看066必要与适当）。平克尼说，宪法只说国会有权提供邮政服务，没说它可以建邮局，没说它可以修路，没说它可以打击抢邮包的劫匪；宪法只说国会可以建海军，没说它可以造军舰；宪法只说国会可以管理商业，没说它可以建灯塔，没说它可以建港口。但政府把这些事都做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的“必要与适当”的措施。宪法说国会可以征税，可以发行货币，没说它可以开银行，但银行同样是履行上面两个的权力的“必要与适当”的措施。你也许会说，银行是“方便和有用的”，但不是“必要的”。美国经历的两场战争（独立战争和“1812年的战争”）都是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咱不都挺过来了吗？可见中央银行没必要。但不要忘了，正是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人民才在这两场战争中吃尽苦头，付出沉重的代价。人民创造宪法，建立联邦，目的不是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而是追求更好的生活，避免再承受过去的痛苦。“必要”的意思不是“不可替代”，而是“不可或缺”。

　　　　1819年3月6日，在辩论结束三天之后，马歇尔代表法庭宣布了结果。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宪法到底是人民制定的法律还是各州间的合同？他说：诚然，制宪会议的代表是各州议会选派的，不是人民选举的。但制宪会议的结果只是一个宪法草案，不具约束力。此后，各州分别举行了批准宪法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代表可是人民直接选举的。正是这些会议让宪法成为新大陆至高无上的法律，你怎么能说宪法不是人民创造的呢？宪法是人民的法律，“联邦政府毫无疑问是人民的政府。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将直接使人民受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宪法的结构。马歇尔说：宪法是份笼统的文件，不可能像其他法律那样规定细节，那些具体的措施只能从宪法明示的目的中去推演。如果宪法像其他法律那样细致入微，它恐怕就成了谁也读不懂、读不完的天书。“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宪法”。

　　　　第三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合法性。下面这段话是对“必要与适当条款”的最权威的解释，被后世的法官们无数次地引用：“让目的合法，让它在宪法的范畴之内，那么，所有适当的、为那个目的服务的手段，只要不被宪法禁止并符合宪法的文字和精神，都是合法的。”

　　　　这话听上去有点耳熟，没错，汉密尔顿说过类似的话。你也许不知道，马歇尔除了是大法官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作者。他是第一个用第一手材料为乔治华盛顿立传的人。乔治华盛顿去世前把所有的文稿都留给他的侄子、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什罗德华盛顿，而布什罗德华盛顿是马歇尔的同事兼密友。当时市面上的乔治华盛顿传记都是根据第三者的讲述或来源于二手材料，很不准确。布什罗德华盛顿说服马歇尔用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美国之父”。马歇尔在任首席大法官的头五年中，陆续写作和出版了长达五册的华盛顿的一生。因为要写传记，他翻阅了乔治华盛顿所有的文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他非常熟悉汉密尔顿当年在创建第一合众国银行时给华盛顿总统写的那份著名的报告，他在看报告时还批注道：“这才是宪法的真谛。”可见，马歇尔完全认同汉密尔顿对“必要与适当条款”的解释，他在此案中的阐述正是汉密尔顿观点的延续。

　　　　接下来，马歇尔否认法院有权衡量国会立法的动机。银行法案两次被国会通过（1791年和1816年），两次被总统签署（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每一次都经过激烈、细致、公开的争论，不是偷偷摸摸干的。你怎么能说国会没有考虑过银行的作用呢？至于到底多“必要”才算“必要”，那是国会的判断，法院无权干涉。国会建立银行的做法符合宪法的要求。

　　　　第四个问题是：马里兰州能向合众国银行征税吗？马歇尔说：宪法是新大陆的最高法律，它高于各州的立法。“创造的权力意味着保护的权力。”国会创造了银行，就有权保护它。“征税的权力意味着摧毁的权力。如果各州能向银行征税，它们就能向邮局征税，向铸币厂征税，向专利局征税，向法院征税，向所有的联邦机构征税这不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他们设计的政府并不依赖于各州而生存。”在引用了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州权和联邦权力的论述之后，马歇尔下结论说：“本法院认为，各州无权以征税或其他方式妨碍、阻止、压迫或控制国会对宪法权力的实施法庭无异议判决：马里兰州关于向合众国银行征税的立法违宪而无效。”

　　　　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马歇尔最精彩、学术价值最高的一份判词，不仅因为它强大的功效，还因为它严密的逻辑，给人一种“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感觉。他谈的不只是银行，更是联邦与州的关系，联邦权力的延伸，对州权的限制，联邦的本质，宪法的原则。可以说，对这个案子的判决塑造了美国二百年的政治体制，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美式民主”的理解。难怪很多人把它看成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例，一位学者说：“即使马歇尔的名誉都押在这一个案子上，它已经足够了。”

　　　　最高法院打赢了“银行保卫战”，在1819年那个特殊的时刻，法院做到了国会和总统做不到或不敢做的事，因为它不用考虑国会和总统必须考虑的政治影响。它只需遵从法律，不必遵从民意，“司法独立”再次发挥了令人无法抗拒的威力。但是，“独立”往往不受待见，